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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ats 于 2011-4-14 20:2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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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知洞见还是胡言乱语?中国经济或许大势已去?》" F7 b8 @( S* U' r
---- 作者:姜莱9 {5 u0 J4 {) i& R& 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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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虽然我研究生拿的是经济学学位,但自打离开大学教职之后,老姜就基本上没有理睬过这一专业了。不是专家的言说,但我也不会胡乱调侃,毕竟,谈自己国家的经济大事儿,还是认真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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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K$ q* K6 b# R( P& y$ V 观测中国经济,首先得走出一个误区,以为中国现在搞的是凯恩斯主义。这也是 张维迎先生持的一种观点。张维迎我还是挺尊重的,可他老是站在自由主义一极,然后就想当然,把现在的中国经济放在凯恩斯一极批判,这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在经济学领域,自由市场派与凯恩斯主义麦芒对针尖,可它们讨论的背景都是标准的市场体制,理论框架也以此为前提,而不是一个在谈市场经济,一个在谈权贵经济。他们假设的政府,也是一个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却是一个“善”的政府,这种政府具有民选的性质,也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儿。在这种模型之下,即使搞凯恩斯主义,政府也会恪守游戏规则,只在宏观领域做文章,而不会把手伸进微观领域,更不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定价权等权利,或者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跑到场子中间与民争利。此外,一个假设的“善”的政府,它的宏观政策目标也应该是善的,它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定是为了增加就业,而不会夹带别的私货。这些凯恩斯政策的前提,在中国很难都具备。' r, C1 J$ \! z5 Y- g: U
+ Z, x- z+ T; U& ?: Q 好了,说完前提条件,现在说正事儿。我现在要说的正事儿就是: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已近尾声,接下来很可能烂事儿一大堆,最有可能的是出现长期的滞胀局面。至少,中国经济即将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将转入经济中低速增长,民生无法根本性改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厉害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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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2 T4 v$ x: W* v3 i 一,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已近消耗完毕,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又无法形成。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三驾马车的拉动:出口贸易, 地产经济,政府基础投资。如今,政府投资这一块,看上去虽然依旧凶猛,但疲态已现,如午后西下的斜阳。其中的原因,在于具有这种大规模投资能力的地方政府,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基础投资,该投的都已经投了,无论普通公路和轨道运输、高铁、高速公路、航线、通讯等,都已经饱和,甚至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状况。今后政府如果仍得靠这种投资拉动经济,就得向西部转移,在西部地区复制东部的投资密度和规模。可西部脆弱的自然环境,稀少的人口都表明,这种投资拉动模式如果真的移植到西部去,绝对是一笔大亏大赔的买卖,而且还会贻害子孙。我昨天就在跟一位西部来的朋友喝酒,谈到那里的公路不收费,他说,收什么收啊?几小时见不到一辆车,收的钱还不够发工资;而且在茫茫荒原处,几个人孤零零地守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收费,不冻死就得吓死、闷死。3 G9 I S2 [ Q. g+ f W2 h( }
9 v- F% T! S6 \2 C8 ?5 f- v7 C2 T 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政府已经不得不给它降温,而不是靠它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了。但中国的房地产之虚火是如此病入膏肓,以致政府打压了近一年时间,高房价仍在挺着,这把虚火一时半会儿仍无法降下来。可以想象,在通胀威胁步步紧逼的情境下,在高房价已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的的背景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已不大可能再主要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至少已无法靠房地产来保障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当然,政府可以发展廉价廉租房,但照样问题重重。首先是地方政府如果把土地主要提供给廉价廉租房,它们的土地财政就会大大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和兴趣持续支撑廉价廉租房建设,值得打一个问号。其次,如果廉价廉租房成为百姓们获得住房的主要或重要渠道,现存的商品房市场就有可能彻底崩盘,它带来的问题,可能会远远超过已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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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也遭遇了一系列的瓶颈,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企,国际市场的打压和挤逼,汇率不得不一再提升,产品升级和创新有心无力等等。上个月,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很可能预示着一种新趋势的到来。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和能力正在相对下降,出口增长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至少,中国贸易盈余的大幅增加已不可能,主要依靠出口贸易大幅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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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迫使政府为控制通胀而放弃高增长目标;中国通胀的原因之复杂,涉及面之广,抑制通胀的成本之高,代价之高,难度之大都表明,被迫牺牲增长目标而重点防堵通胀,将成为政府的一项较长期的政策。通胀当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可它成为一种物价上涨现象时,结构性的原因便会直接凸显出来。说到结构的层面,老姜可以这样说:地球上所有国家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们这里都有;地球上其他国家不存在的原因,我们这里也存在。首先应当看到,现在出现的通胀或涨价现象,都是从产业链的上游伊始,传递到中下游的,而不是收入高涨导致需求上升,并进而拉高了终端市场的物价。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为何我们的下游产品,尤其是消费品,一方面在涨价,另一方面却又大面积出现了过剩。也说明现在很多产品的涨价,都是成本推动型的被迫式涨价,不涨价有些企业、尤其是那些中小型企业就很可能亏损倒闭。这种由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基础性资源性产品推动的物价上升,应当说中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世界性现象,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很难避免这种冲击。其次,中国的通胀压力,也不只是来自资源性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兴风作浪,还与国内已经和正在到来的劳动力成本的的上升有很大关系。中国已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其中占了一大半。多年来中国产品的廉价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打压劳动力价格成就的。但到了今天,不管是人口红利的好处已快用尽也好,农民工维权要价的意识提高了也罢,中国反正已经无法继续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高增长了。在底层社会的民生和收入已成为政治问题之后,中国的任何地方政府,恐怕再也无法通过伴大款、打压工人的涨薪要求来制造经济繁荣了。劳工薪资的上升已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并必定成为一个推高物价的长期因素。2 q$ ?) r0 d: w% t6 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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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通胀或物价上涨,还得说一点我们的特色,这就是垄断造成的成本上升、物价上涨。中国的基础性产品、能增值的优良资源等,都已被利益集团把持,形成了特有的行政性行业垄断、部门垄断,权贵阶层垄断等现象。由于这一点,中国的通讯成本高过了欧洲,油价比美国还凶猛,形形色色的路桥费、政府罚款、行政性收费、行贿受贿等,更是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的奇高、交易费用的居高不下。这些成本传导致下游产业和市场,甚至造成了国内大宗产品价格在绝对值上高于欧美的奇观。糟糕的是,这种现象看来没有趋减的迹象,因为政府仍在为这种垄断推波助澜。这不仅表现为政府部门仍在大搞国进民退,继续漠视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困境,而且仍在百般袒护大型垄断国企。比如,国家发改委最近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经营大宗民生商品的企业不得涨价,却同时多次为中石油的涨价辩护开脱。不错,国际油价是在攀升,但攀升的不止是石油,还有农产品,而且石油等能源产品的涨价,也不只是影响中石油,还会影响一般的食品加工企业。现在全国都在防范通胀,你发改委怎么能一边要求食品企业不要涨价,一边却把中石油的涨价说得头头是道?一家小型食品企业,单位毛利可能就那么几分几毛钱,不涨价可能就会倒闭;一家巨无霸石化企业,内部消化成本的能力肯定是有的,难道就不能为抑制通胀做点贡献,把涨价这件事儿推一推?如果中石油这点都做不到,要么是无能,要么是无耻。4 f& B9 i$ D: L& V) @
; R8 G5 D1 J; B7 U 三,中国经济已进入“还账期”,这种“还账”既是资金债务式的,政府财政式的,也是民生式的,环境式的。这些都意味着,过去那种大投入高增长的浪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头号投资者的角色。政府的这些投资,不少来自土地财政的贡献,还有很多是借款。土地财政就不多说了。土地总有卖完的日子,不少沿海东部城市,实际上已没什么土地可卖了。土地财政已近黄昏,可累累债务却摆在那里。不少地方政府都负债累累,现在这些债务已进入还本付息的高峰期。老姜很是怀疑各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原因是这些借债投入的基础项目,大都不具备高回报的性质,有些根本就没有回报。不仅无回报,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维护维修费用(如那些天价造出来的奥运场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政府就会迟早进入捉襟见肘的日子。政府没钱了,也很难再借到钱(除非制造更大的泡沫),还得还钱,还得维护高额的行政支出,大手笔投资的能力和热情就会持续下降。此外,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在民生和环境上的欠债也太多,也都进入了多少得作点补偿的时期了。这些,也会严重制约政府继续充当头号资本家的能力。1 G* r" l7 n: q2 s; M6 v' k
: I$ U. d7 Q3 C, z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有外国的,也有很多是自己银行的。靠大举借债发展经济,不仅政府在这样做,那些准政府的大型央企也在这么做。央企这些年来的奇迹式壮大,除了与垄断了实体与信息资源有关,也与他们垄断了金融市场有关。中国几家大银行的钱,大部分借给了这类企业;这些企业资产的突发式膨胀,也主要靠的是对金融市场的操弄。至于他们本该做好的实体经济怎么样了,却问号多多。广东最近就有一家大型国企露了陷儿,这家号称广东窗口的厅级大型国企,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自诩成绩辉煌,如今却爆出了资不抵债、上层高管贪腐无能的丑闻。老姜要说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好,大型国企也好,都早已跟国内的金融机构绑在一起了,很可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这些企业或政府出现重大的、集体性的债务和财政危机,那些银行很可能就会被殃及鱼池,甚至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现在有些专家,在那里大谈国际金融大鳄的阴谋,美帝的阴谋,甚至扯到了共济会,我觉得他们还是关心一下现实的危险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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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U- k4 }- i0 f" j+ N' {/ J( J 四,权力导致利益结构的极度扭曲和固化,利益结构扭曲又导致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不仅大大抑制了国内的需求市场,也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需求和供给。中国已形成权贵经济及阶层,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权贵经济的形成并稳态化,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逆导向:想想看吧,如果拿到一块地就能成为亿万富翁,搞到一个政府工程,哪怕弄些边角料来做做,也能赚上几千几百万的,有这等好事儿,谁还有心去好好经营企业?谁又会心甘情愿冒风险搞什么创新开发?大家都削减脑袋往权力部门钻啦。权力经济就是食利经济。有本事食利的家伙,首先依靠权力寻租,寻到之后,便大肆购置能带来更大或可持续的收租资产,权力资产收入,已成为中国高收入阶层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扭曲:那些出除了权力贡献,即无创新又无技术含量的经济领域,成了最火爆最赚钱的领域,成了中国的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的聚集地,而与权力沾不上边的竞争性行业部门,哪怕有技术有管理有创业精神,却过得战战兢兢,随时面临亏损关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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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q5 a$ q$ m 与这种结构相对应的,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主要是资产性收入差别造成的,而不仅仅是工资性收入造的孽。十二五期间,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民生上,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在权贵阶层把持着主要的资产性收入的背景下,这种加薪式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已无法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绝大多数民众的购买力不能与经济增长的幅度相匹配,扩大内需就是一个伪命题。内需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继续增长就缺乏市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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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这种经济结构,收入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我看很难。如果不难,也就不会年年喊调整结构,喊了十几年,却至今未有任何起色。实际上,中国最佳的调整结构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利益板块已经凝固化,利益集团已对垒分明,该抢占的资源山头已基本抢占完毕,楚河已分界,面包已切割,这时再来调整结构,重新划分利益疆域分面包,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了。这时的结构调整,哪怕看起来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了。3 d2 k- R+ F; n1 I* Z/ f3 n
( J1 F/ m; L+ E/ O; U* Z 当然,维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一招,那就是继续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不过,老姜并不看好这件事儿。不看好的原因,是由于它已经过了拐点,城市化的社会边际收益率已开始下降。这不仅与前面说的利益板块已固化,城市前期的巨大收益已被既得利益者瓜分和盘踞,后来者已获利无门有关,而且还会造成这些恶果——在现有的利益、权力分布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的城市化,将按照惯性原理,使资源进一步向北京、上海这些既得利益大都市集中。由此,城乡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将更加突出,两极分化将更严重,社会问题也会更多更恶劣。这样的城市化,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将远远超过由此造成的社会治理成本。直到它的环境、财政和福利净损失达到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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