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花( 39)  鸡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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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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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到93,是青年到壮年的10年,是专业技术提高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些,都成为后来的移民密不可缺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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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n# A. z2 Z3 d- O 回家乡两年后在新单位担任设备维修科长。这一干就是20年直到移民。那个时候还有朝技术管理发展的打算,所以84年国家设立自学考试制度后就报考了党政干部自学大专,总共13门课程,每年考几科,到了87年已经完成了10门。就在这个时候,部里给我们省所在系统分配了一个去西德进修的名额,要求专业对口,大学本科毕业5年以上。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凤毛麟角,所以我自然就成了被推荐的对象。但是要先到北外测试英语,从17个省差额选出12个省,然后再强化一年德语。得到通知离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因为自考,英语基本上没有再碰过,这下抓了急,赶紧到书店买了本复习资料加班加点的干。我们上大学那阵,一部分大龄学生都从ABC开始学英语,毕业的时候也只是会看不会念的哑巴英语,现在一下子要听说读写学二外,对30多岁的人还是压力颇大,而且德语的语法习惯同汉语和英语相反,动词搁最后,所以听说最难。当时有个笑话,某国的外交部长访问德国,谈判的时候德方叽哩哇啦的说了一大堆翻译也不动嘴,部长着急了,冲着翻译大叫,他说了那么多你怎么还不翻。翻译说我没法翻,因为他的动词还没有出来。一年后,德方派人来测试,从12个中选6个参加第一批进修。我被选中并担任副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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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的盛夏,当我们走下飞机下榻到波恩(当时西德的)的旅馆的时候,可以用巨大的冲击来形容刚从闭关锁国来到人间天堂时的心境。80年代的祖国才从10年大浩劫后复苏,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内陆地区还很落后,许多城市家庭还是12吋黑白电视机,农村就更不用说,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当时的差别都不过分。! M% n2 H* t' C( x5 K
, F- Y: J% ~, T. N- y# H2 j5 n 雄伟壮观的科隆大教堂、豪情奔放的狂欢节、静谧优雅的美因兹河流、古典浪漫的海德堡,至今让我流连忘返。那时候穷,舍不得旅游,除了唯一一次花钱从慕尼黑去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外,都是利用实习变动和搬迁沿途走,大约走了20多个大小城镇。有两次从科隆搬迁到慕尼黑和从瑞士开会回科隆,早上5点起床,提前看火车的每个班次,一到站就下来,把行李寄存好后就连走带跑逛两个小时再赶下一班车。沿途到了美因兹、法兰克福、特利尔(马克思的故居)、斯图加特(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的地方)、钮伦堡(希特勒的老巢)、海德堡、曼海姆等。88年12月3日晚上,由于工作关系,在柏林交响音乐大厅聆听了80岁的世界著名大师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其中就有英雄交响曲。4个月后,卡拉扬去世。当时写了一篇现场感受寄回国内,发表在都市晚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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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 L$ h ? 我敬重日耳曼民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计划和准时。我们一去,前半年的日程就都安排好了,哪天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基本分秒不差。有一次和另一个同事第二天要从一个小镇转到汉诺威,当天早上还没有收到火车票,同事有些着急,想给总部打电话询问,我说不用,德国人办事你放心,不会误事。结果下班的时候就收到了。第二是他们对二战的反省态度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国房东告诉我,希特勒统治时期,广播只容许收德国的电台,这使我联想到解放以后和文革时期收听台湾和美国之音就是收听敌台。他们中的多数人痛恨希特勒发动二战给世界和德国带来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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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10月,结束了两个月的语言培训辗转到西柏林。站在柏林墙边上的瞭望台张望对面铁丝网封锁的东德,看着那边的森严壁垒,再比较一下这边的自由繁荣。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仅一墙之隔,40年后为什么就是如此的天壤之别。我住的公寓坐20分地铁可以到东柏林,有时周末就到东柏林去采购,那边的超市货架上空空荡荡,凸显物资贫乏。有一次过边境,遭东德警察搜身,把买的纪念邮票全部没收了。利用地理的便利,去了东德的德累斯顿,参观了三巨头签署波茨坦公告的旧址。中学时期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学马列就很矛盾,按照暴力革命的理论,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什么他们不起来罢工,不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呢,这个疑问终于在马克思的故乡找到了答案。说来也巧,在波恩还和前苏联的克格勃“交了回手”。那天,戈尔巴乔夫访问发表完演讲后车队正好从我们的旅馆门口的小街经过,沿途的人们自然地站到两旁欢迎,老戈的坐骑离我不到5米的时候打开了窗户,伸出手向人们示意,到了我面前大约只有2米的距离,正想跨上前一步和他握个手,还没有回过神,手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弹开了,刚回过神,才看见一个身高1米9的保镖跑过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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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 M# g( Z) U0 ^ 89年4月15号上午去埃森买照相机,那边比波恩便宜。在广播中听到胡耀邦去世。后来的几个月,那场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在国内风气云涌。留学生组织游行向大使馆情愿,我走在他们队伍的傍边,记录了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六月初的那天,和山西来的同事一起到慕尼黑附近的达豪纳粹集中营参观,下坡的时候碰到一对德国老人,他们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说今天你们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们赶紧跑回旅馆看电视。不想给老杨的网站带来不便,这部分就不多谈了。7月底进修结束准备返回的时候,认识的许多人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法国,有的留在西德,因为只要一句话,就可拿到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绿卡。我很纠结:第一,要留下来,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就是叛党叛国,别的不说,老爹这关就过不了;第二,一跑路,单位推荐我的副厅长、总工就要受政治牵连;第三,在国内等待第二批的6个人恐怕也要受影响。前思后想,最终放弃了。* E% s, I( u; h8 q6 l+ C$ B% _8 }
B* Q; O% Z4 @8 r: P3 {9 Y, |6 y 回到单位,正遇党员重新登记,每个人都要表明对那个事件的态度。我说我当时不在国内,没有亲身经历,不便做评论,但是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要由后人去评说的,相信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后来部门党小组长私下告诉我差点没有登上,幸亏一贯表现好,而且是在非常时期“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才过了关。91年派到省级机关党校中青班干部培训半年,还未毕业被任命为技术部门的副主任,5个月后又任命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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