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红军追忆长征岁月感言祖国富强

水流域 · 发表于 2009-10-2 06:48

三位老红军追忆长征岁月感言祖国富强
2009年09月30日 10:35:55 　来源：中国石化报

新华社【编者按】西方人困惑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追随红军？为什么XX党领导的这支队伍杀不光剿不尽，如星火燎原？7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辗转陕甘宁边区寻找答案，并在那震惊世界的长篇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中揭开谜底：一是信仰力量，二是红军领袖个人魅力。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当我们再次采访这些当年的“红小鬼”时，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新中国的憧憬与梦想。正是这种至死不渝的信仰，激励一批又一批革命者栉风沐雨、浴血奋斗，最终缔造了20世纪最伟大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

　　邵经聪

【人物简介】邵经聪：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龙山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离休前系长城润滑油公司副厂长。

“一个红军排长给我做了一碗红烧肉，动员我参加红军。我点了点头，他旋即递给我一把木柄大刀。”

一送红军下南山,

秋风细雨扑面寒

树树梧桐叶落完

红军几时再回山

…………

每次听到这首歌赣南民谣，93岁的邵经聪老人就会沉默起来。青稞、糌粑、野菜、担架、冰天雪地、枪林弹雨、满目疮痍的景象，仿佛细密的雨幕一样悬挂在他眼帘，那是关于雪山和草地的记忆。

1933年6月，在四川省苍溪县龙山区一个偏远的小村寨，村民们惊恐地发现一支扛着破枪、衣裳褴褛的队伍开过来。透过飞起的尘土，村民们看见他们帽檐上的五角星。

在村民眼里，所有使枪弄刀的人都是抢粮抓丁的土匪，这支队伍却没那个意思。他们白天帮助村民砍柴挑水干农活，晚上就睡在山寨破旧的祠堂里。

红军赢得了村民的好感和拥戴。

“一个红军排长给我做了一碗红烧肉，动员我参加红军。我点了点头，他旋即递给我一把木柄大刀。”谈起“一碗红烧肉当红军”的故事，邵老依然兴奋不已。那是1933年6月的事情，当时他只有16岁。

邵经聪没想到父亲痛快地答应让他参加红军。几个月前，正是父亲把他藏在芭蕉丛中，躲过国民党抓壮丁。更出乎他意料的是，跟随部队走了几百里后，他发现父亲依然悄悄地跟在后面。父亲对他说：“他们真是穷人的队伍。跟着这样的队伍闹革命，兴许能寻摸出一条活路。”

草地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与甘肃接合部，也叫松潘大草地。它在黄河上游高原，海拔2000米，因水流淤滞而成沼泽。邵经聪所在的部队过草地时，因地处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筹粮非常困难。

“这里平时一袋青稞卖8块银元，红军来后价格涨到几十块银元。我们没有那么多银元，所以大家只携带3天的口粮。”

17岁的邵经聪抬着担架走进了大草地。

几天以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开始四处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野菜、树皮、老鼠和昆虫，甚至沼泽里发臭的鱼虾和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也被用来果腹。

“最初我们用白布、夹被、毯子或其他衣物掩埋牺牲的战友，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用黑泥和野草来掩埋他们。”说到这里，邵老突然哽咽起来……在语塞、长时间的停顿中，他显出悲伤而又无能为力的样子。

死亡的力量没有令红军崩溃。在食物意味着生命的雪山草地里，战士们相互推让着，谁也不肯多吃一口。有些负了重伤或是体力耗尽的战士，甚至会悄悄离开营地，孤独地走到某一个角落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种选择死亡的目的却是为了生存——更多人的生存。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站在TAM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刻，邵经聪就站在离毛主席不远的西看台上。那一刻，他耳畔又响起父亲说过的话。

长城润滑油公司离退休办的韩福华告诉我们，邵老原来在该公司当领导时，宽厚、友善地对待每一名员工。离休后，他给自己确立了人生第二个两万五千里长征目标：每天行走1万步。也许，只有他能切身体会这种自由漫步，享受微风与阳光的幸福与珍贵。

王廷长

【人物简介】王廷长：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新镇坝天井湾村，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离休前系江汉油田第二医院院长。

“一个比我大两岁、叫肖辉登（音）的战友，给了我一袋黄豆。他说自己还有青稞麦粉，我相信了他。可出了草地后，我才听说他牺牲了，是饿死的！”

1932年秋天，红军来到王廷长的家乡——四川省南部县新镇坝天井湾村，年仅12岁的他报名参加了红军苏维埃少先队。“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没有红军我就得去讨饭。”王廷长说。1934年冬天，红军离开新镇，王廷长被编入红四方面军31军91师271团，成了该团医务所一名护理员，负责护理60名伤病员。

进入积雪线后，王廷长才体验了雪山的寒冷与残酷。当时他穿着草鞋和单薄的军装，前臂和脚踝上都有伤。越向上爬，空气越稀薄。他说，有两次，与阎王也就是脸对脸的事。第一次是他拔掉一块拦路石，不料从崖口上拔出的那块石头，竟像拔出一个魔瓶的塞子，石头和雪水“哗”地倾泻下来，将他埋了大半截。第二次是呼啸的山风将他推搡、裹挟到悬崖边上。他以为这次可真的完蛋了，不料又被战友从阎王手里抢回来。

现在，王廷长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翻越雪山了。雪山留给他的，只是一片白皑皑、冷冰冰的记忆。事实上，雪山是一个统称，是红一方面军翻过的5座雪山、红二方面军翻过的10座雪山和红四方面军前后三次累计翻过的20多座雪山的总称。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王廷长对长征的记忆更深刻也更沉重。包座战役打响后，他去抢救伤员。一次，他把一个伤员拖进弹坑里进行包扎，悲剧却在弹坑里上演了。“我听说弹坑是最安全的，因为炮弹很难两次打中同一个弹坑。可没想到我刚离开不久，这个弹坑就被炮弹再次击中！”还有一次是过草地，当时王廷长的粮袋丢了。“一个比我大两岁、叫肖辉登（音）的战友，给了我一袋黄豆。他说自己还有青稞麦粉，我相信了他。可出了草地后，我才听说他牺牲了，是饿死的！”王老说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我们的视线也模糊起来——我们无法透过一个老兵复杂的神态，解读那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故事的底蕴。

谈到丈夫，王廷长的老伴、现年77岁的孙桂峰仍然满腹抱怨。她说自己长期在丈夫手下当护士，学习、深造、升迁等机会都轮不上。丈夫固执地认为，这些机会应该留给别人，那些人里可能有烈士的后代——这些烈士没有自己幸运，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

罗家育

【人物简介】罗家育：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恩阳镇罗长沟村，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离休前系北京化工研究院副院长。

“我看见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老兵，躲在草丛后面，就将最后一块糌粑往他嘴里塞，但他拒绝了。他对我说，‘你多年轻啊，你应该活下来，代表我们看到胜利！’”

9月15日。我们来到罗家育位于和平里小区的家，那是一栋20世纪50年代的老式砖楼。当时老人不在家，他的女儿和他原单位职工——北京化工研究院离退休办孔江芳一起，把他从街头一家健身器材店里拽了回来。

孔江芳解释道：“他喜欢锻炼身体。”

女儿嗔怪道：“什么呀！人家先让他免费锻炼，然后再让他买健身器材，他总是上当受骗！”

听着女儿的抱怨，罗老脸上始终挂着憨厚的笑容。

听到我们的来意后，罗老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伴随那缓慢而沉重的叙述，沉淀在他记忆河床里的冰层慢慢融化……

“一天傍晚，我刚盛一瓢草料倒进马槽，就听见沈书记隔着窗户喊，让我喂完马就把马槽拆掉！我纳闷，拆了马槽拿什么喂马呢？”1933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来到罗家育家乡——四川省巴中县恩阳镇罗长沟村，他报名参加了红军。与王廷长一样，当时他也12岁。因为年龄太小，他被安排给巴中县特委书记沈秀艺（音）当勤务兵，负责砍柴、做饭、喂马。

“我们要走了，去建立新的根据地。马槽不拆掉，会给这家老乡带来麻烦的。”沈书记捏捏他的胳膊说，“你太小了，就留在家乡吧！”

一听这话，罗家育眼泪倏地滚落下来。罗家育8岁时父母双亡，饥饿的感觉覆盖了他童年的全部记忆。沈书记对着他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说：“那你就跟着我吧，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

因为有沈书记关照，罗家育第一次和第二次过草地都还顺利，大多时候他都是坐在马背上行军。爬雪山时，因为担心弱小的他滚下山，沈书记把他绑在马背上。

第三次过草地时，沈书记负伤离开了部队。走前，他将一袋青稞麦粉和几个糌粑塞进罗家育手里，叮嘱他学文化知识，坚信红军一定能胜利。

到处是低矮的藤蔓植物、腐烂的树叶、荆棘以及被污水浸泡得发臭的稀泥，翠绿湿润的野草下面，是被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鲜花织成魔毯”的大泥潭。人走在上面如同走在浮桥上，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罗家育眼见一匹战马掉进泥潭，眨眼工夫，上面就只剩下一串巨大的水泡。

沼泽上飘浮着蓑衣、斗笠和油布伞，死亡的气息笼罩着这支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部队。资料显示，长征途中1万多名红军将士被雪山和沼泽吞噬。

“一次我看见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老兵，躲在草丛后面，我就将最后一块糌粑往他嘴里塞，他却拒绝了。他对我说，‘你年轻，应该活下来，代表我们看到胜利！’”

1949年10月1日，当年的“红小鬼”罗家育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见证了这胜利的一刻。

　　【记者手记】

　　采访这些老红军时，我们问了同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要参加红军？他们无一例外地回答：为了吃口饭！将那么多人——大多数是出身贫寒、目不识丁的农民——最本能的吃饭欲望，变成一种为普天下穷苦人寻摸一条生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政治信仰和驱动力量，这在斯诺等很多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却在XX党领导的革命中发生了。

肖辉登、弹坑里的伤病员、饿得奄奄一息的老兵以及那些负了重伤或因体力耗尽而悄悄离开营地的战士……成千上万的先烈，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却用实际行动——这种最有力量的身体语言，诠释了渗透着理想与使命的信仰。（李月清李冰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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