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行六,也是最小的。我母亲也行六,排倒数第二。可能是因为年龄差距太大的原因,双边的上辈都等不到我们去叩拜了。大伯父比父亲大近20,看上去就基本像爷爷了。$ E: A/ X' V l% [* z3 K
我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36年前回老家,一次是29年前在北京他女儿--我大姐姐家。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那时我上初二。我们去千里之外的西安看母亲,母亲再带我们回山西老家。老家在离大同市约20里地的小南头村。 2 b- r5 m N% M# D0 V记得那天,远远望去,一老头儿,身着小白褂,手持小树叉,赶着十几只羊朝我们走来,近一看,貌像酷似父亲,才知道这就是大伯。席间,每每提起父亲,大伯总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掩饰不住对这最小的弟弟的自豪。那时我们才知道,父亲小时候学习好,尊师爱幼,是村里唯一参加了八路,走出了山村的穷秀才。村里的人都盼望他回来做官(父亲文革前已是省里管干部的头,可谓大权在握),但他就是不,一个亲戚老表都没有沾上光。64年两个叔伯哥哥来城里找工作,最终还是被父亲打发回了老家。也许是在那时,心里埋下了对党信奈和忠诚的种子。后来才知道,那年日本鬼子进村抓父亲,他提前一个时辰跑掉了(正规的说法叫转移),鬼子抓不到人,把大伯痛打了一顿。父亲敬重大伯,每年都要寄钱回去,直到大伯去世。听我妈说,得知大伯去世的那天,父亲的眼睛是湿润的,一天没说话。 4 v6 w, t y. o8 b父亲也去世了,我则来了加拿大。按党章规定,我应该算自动脱党了(超过6个月不过组织生活)。在我心中,现在的党已经不再是父亲拿生命去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当年的***,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也不再象大伯和父亲那样有着血缘的亲情。不过,党变质了,我对大伯和父亲的兄弟亲情的景仰永远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