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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年初，结束了英国的求学生涯之后，我们一家三口迁居到加拿大小城金斯顿。由于急着找工作，我也效仿众多求职者，向几个不同的职位寄了个人简历，其中有一份电传到了当地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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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 @ \8 p9 H1 K8 e* D 好机会突然降临 & L7 @3 E; q2 P+ v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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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圣诞节前夕，我突然接到市教育局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他们准备与当地另外一个教育局联合为在校高中生开设一个题目为“学习中国”的课程，正需要一位中文老师。 0 h3 `2 [' W% P6 A) {: J3 Q
& R8 P" T. Y7 p0 `9 t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这个中文科班出身、曾在国内当过老师的人来说，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于是，我马上肯定地回答“我喜欢这份工作”。对方也爽快，当即约我第二天去见那位主管教育的局长，一切面谈。 1 a# C0 N' ?! e! }! o8 I4 r
( e+ N1 p# m* g8 k/ _ 根据我在西方的生活经历，我知道所谓的面谈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面试，这是西方找工作必经的一关。 7 d9 m" Y8 V3 \& B+ I
3 W% Q+ P2 I! C3 B 面试顺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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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 h; k0 J* m- |9 l 第二天下午我按时到达了教育局。接待我的是两位“考官”：与我通过电话的市教育中心主任波娜戴迪女士，主管教育的局长彼德先生。 $ c$ e }0 y1 [& h( ^ C* V0 y2 e
9 `0 j+ b4 U5 Y6 R7 g; R0 ] 在西方求职面试有一定的套路，比如，一般情况下，雇佣者通常向应聘者提些一般性的问题(对于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比如计算机，有些用人单位除对应聘者进行这种一般性的考核外，还设有专业性考试。考题经常是既偏又难，根据应聘者的回答，对方决定取舍。通常说来，这些问题侧重于了解人的表达能力、反应速度、应变能力以及专业水平等。常常被提到的问题大约有30个，其最基本的有以下几个： / t. t7 Y e F' j# n/ k+ }
4 D# |/ R2 g" |# P: \, L, K. m5 m 1.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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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的同事们怎样描述你？ 7 O6 ^$ |" Q4 X5 e2 d( q0 |
) g/ T4 X$ y1 n 3.你近期的工作目标是什么？你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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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7 z3 d7 L$ @& Y( Y* V 4.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个位置﹖ * ~' R& d1 ^* v' _: |8 i. F7 h!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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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认为我为什么应该聘你做我的雇员﹖ " l u& J8 b3 a& k) x$ h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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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的面试大致也是沿着这个模式下来的。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简单谈谈你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我在海外找工作的经历虽说不多，但较大的面试场面倒也经历过几次。因此，回答这类问题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我的话，曾不止一次地被彼德局长和波娜戴迪主任的插问打断，但我还是非常利落地结束了第一问。 6 j) F" \' d8 U" q+ q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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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波娜戴迪主任提出来的：如果你的学生根本不懂中文，你认为怎样才能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具备基本的听说能力？这实际是个技能测试题。基于自己在英国教洋学生汉语的经历，我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路子。于是，我不假思索提纲挈领地对我的教学设想做了陈述。最后又补充道：基于我几年来的的海外教学经验，我坚信我不会让我的学生失望。这种充分显示自信的做法是我刚到加拿大时从一本求职技巧书中看到的。因为加拿大人很器重个人自信心。看来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没什么破绽。局长与波娜戴迪悄声嘀咕了一阵之后，彼德局长说：“今天我们就谈这些。回去后请尽早把授课大纲拟订出来，同时考虑考虑选哪本书做教材合适。如果有什么问题可直接与波娜戴迪联系，她将负责我们这个中文项目。” / |- Q Y, A: x+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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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起身准备离去的时候，波娜戴迪微笑着对我说：“回去后电传一份更新过的简历给我。还有关于这个位置，我们准备下周要在报纸打广告。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听他们要打广告，我不免心里犯起了嘀咕。可转念一想，打广告可能是例行公事，因为我知道在西方根据劳务法规定，所有空缺位置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进人。所谓正规渠道就是通过广告招聘，否则是不合法的。再有，我觉得如果他们不是诚心要我，就不会让我马上动手拟写教学大纲。 $ B3 _& c5 R- y- A& G, A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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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不负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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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面试后，大约有一周的光景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教育局的消息，一切都很平静。但这不是我所期待的。因为我想知道招聘广告打出去之后，是否又有新人列入候选人名单。不管我是否能打败竞争者，但我希望他们早日给我一个结果：要么行，要么不行。 - {6 s; ~9 _1 W) _/ S9 w' t4 w
6 k2 b# M0 P( y, n. L 我不止一次想打电话，但又觉得有点儿欠妥。只好耐着性子等。那份教学大纲在我无精打采的笔下缓缓延长。说真的，在没有接到工作合同以前，我不想在大纲上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因为说不定那又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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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读高中的儿子告诉我，他们学校已经组织参加中文班的学生报名，据说两周后开课。儿子带回的消息多少有点强心剂的作用，但我还是打通了彼德局长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局长的秘书琳达。她热情地告诉我，她正准备与我联系，通知我两周后中文班开课，教师就是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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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2-20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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