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土匪，洋鬼子——读美国赴华传教士传记有感

无线马达

作者：灭无兴资

最近在YouTube上看了凤凰卫视播出的十集电视纪录片《义和团事件始末》，结合刚读完的两部美国赴华传教士传记，便有了以下的一点思考，愿与各位读者分享，不妥之处，还望不吝赐教。这两部传记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传主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人物，说起来其实也都耳熟能详。如果他们本人已经不为当代人所知，那末与他们相关的一些人至今仍旧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中的巨擘，却是不争的事实。

# c& b5 T6 W) m* t+ X这两位传主，一位是小詹姆斯格雷汉姆（吉米大叔），传记书名为《从拳民到土匪》（Boxers to Bandits by Stephen Fortosis and Mary Graham Reid，以下简称《拳民》）；另一位是纳尔逊贝尔（钟爱华），书名为《一个洋鬼子在中国》（A Foreigh Devil in China by John C.Pollock，以下简称《洋鬼子》），两书均为葛培理福音传道协会出版。

正如笔者有言在先，两位传主在老一辈中美人民中，既便再如雷贯耳，在当代人中已默默无闻。但是与此二人相关的几个人物，至今仍旧为中美国人所知，如雷在耳，恐怕却无人质疑。这几位相关人士就是赛珍珠（Pearl Buck），葛培理（Billy Graham--注：与吉米大叔没有亲戚关系）与其夫人钟路德（Ruth Bell Graham）。

联系上赛珍珠为其父，同样为赴华传教士的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所做的传记《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以下简称《天使》），就不难理解《拳民》与《洋鬼子》的初衷应该是对《天使》的回应与反驳。天使成书于三十年代，而《洋鬼子》和《拳民》分别问世于七十和九十年代（上个世纪），按理说应该风牛马不相及了，而且《洋鬼子》与《拳民》中除了不无挖苦地提到赛珍珠是赛兆祥大名鼎鼎的女儿之外，对赛兆祥的事迹只字不提。但是细心的读者依旧能够从字里行间嗅出它们对赛兆祥父女的讨伐气味。也就是说，半个世纪过后，《洋鬼子》与《拳民》依旧对《战斗的天使》及其作者赛珍珠耿耿于怀，激愤之情，不止一次地溢于言表。

为了探讨个中究竟，笔者在网上阅读了几篇对《天使》的评介（原书除了从网上已经很难从旧书店中淘到），得知赛珍珠在书中将其父描绘成一个为了传教可以放弃家庭幸福，物质享受，和世俗快乐，直至不近人情的清教徒。甚至他与妻子的结合都是为了能去国外传教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后来他与妻子在中国总共生养了八个孩子（其中三位夭折）。这听起来，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小说《简爱》中约翰圣克莱尔为了去印度传教向简爱求婚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方便传教，而非爱情，才是赛珍珠父母结合的原因。所以以致只有当他外出传教，一去就是几个月时，家里的气氛才变得轻松和谐起来。为此，家人和仆人都巴不得他外出传教。

直到了解了这一点，笔者才明白了《洋鬼子》与《拳民》为何总是不厌其详地描写传主的传教生活虽然劳碌并充满了各种危险与不测，但是家庭生活却其乐融融，甚至也不乏物质享受与世俗快乐，亦即所谓优雅的情调。而传主们都是不乏幽默诙谐之人，且具有着传道人应有的个人魅力。这显然是在为由于《天使》一书而令读者对传教人生产生的厌恶进行的某种以正视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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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背景情况，那就是《洋鬼子》与《拳民》的传主都是赛兆祥的同事，只是资历不如赛兆祥深。他们先后受美国南方长老会国外传教董事会的派遣，前往江苏清江浦（现在的淮阴）建立传教站。赛兆祥就是这个传教站的创建者，时间是1887年。正如赛珍珠在《天使》中指出的那样，其父筚路蓝缕，历竟艰辛，十年间只培养出十个基督徒。而晚到两年的《拳民》传主小詹姆斯格雷汉姆竟多年一事无成，撒下的福音种子，十四年后才开始开花结果。赛珍珠就是在“吉米大叔”的眼皮底下长大的，然而在她一夜成名之后却在南方长老会大会上以“外国传教，有无必要？”为题的演说中，痛批传教士“无知粗鲁，迷信傲慢”，让对对所有传教士子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都能子（女）承父业的吉米大叔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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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A# v) s# s/ Y2 f' C, F因此，《洋鬼子》与《拳民》中对吉米大叔，尤其是纳尔逊贝尔医生的所谓“迷信”所做的辩解，就不是空穴来风了。他们只不过是对神的依赖，不折不扣而已。例如，纳尔逊贝尔大夫（葛培理的岳父，葛妻钟路德之父）每天晨起，毫无例外的要祈祷研读圣经一小时，雷打不动。遇事更是向神祈祷，从冥冥之中得到神启，而非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结果总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他的这种对神的完全依赖甚至感染了许多中国基督徒，其中就有一位华人牧师，在两个孩子被土匪绑架后，绝不与土匪谈判妥协，缴纳赎金，而是将希望寄托在神的庇佑之上。一连一个多月，大多数人都已经对他寻回孩子不报希望之时，奇迹却发生了：他的两个孩子豪发无损的被人救了出来，从而见证了信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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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吉米大叔”与贝尔大夫非但不无知，粗鲁，加傲慢，而是处处见证耶稣之爱，深受广大中国民众的热爱。贝尔大夫因此被华人称为“钟爱华院长”，并且由于其对江苏流行的“黑热病”（症状类似血吸虫病）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及在日寇占领初期（1941年离华返美之前）对中国百姓提供的保护，即便称其为白求恩与约翰拉贝的合二为一，也不为过。通过钟爱华的努力，远在美国德州的棉花大王约翰克莱顿先后向清江浦传教站捐献了七万五千美元，用于长老会慈爱医院的扩建，直到这所医院成为具有三四百个床位，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长老会医院。而且每次洪涝之后的赈灾都是由传教士牵头挂帅并提供大量物资支援的。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赛珍珠的指控的确似乎没有道理。只是，赛的批评也许另有所指，那就是传教士对国人拜祖的忌讳。因为在赛珍珠看来，国人的拜祖并无任何邪恶之处，恐怕甚至还具民风淳朴之美德。作为深受中国文化薰陶，灵魂深处已经烙上些许孔孟之道的赛珍珠站在一般国人的立场上对西方传道士们的指指点点看不过去，似乎也不无道理。但在传道士们看来，崇拜偶像与敬拜上帝却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洋鬼子》与《拳民》就是本着这种观点描写传教士与异教徒偶像崇拜做坚决斗争的。当然这种斗争主要是从传授福音，启发教育入手的。只是这种毫不妥协的精神让拥有现代心理学学位的赛珍珠有理由将其归入宗教不容忍之列。

  r7 H% E7 L5 v' R0 l在赛珍珠看来，对教义的固执远远不如对人身的关怀，因此应该以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取代神本主义和福音传教。她提出传教士更应该以身作则，彰显耶稣的慈悲情怀，从而以自己的个人魅力与榜样来感召自己的传教对象，而不应将救死扶伤，赈贫济苦只当作传教的手段，而非目的。对此，《洋鬼子》与《拳民》的传主反驳说，只靠个人魅力与行善，而不靠福音救赎灵魂的力量，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此外，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强迫任何人来听自己的布道，只是为传讲福音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而已。

* A% O: G" q6 c% Y《义和团事件始末》中，所有的专家都异口同声地将引发义和团之乱的教案归咎于早期华人基督徒的低下素质，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称其为“地痞流氓”。对此，《洋鬼子》与《拳民》也是有备而来。它们都再三强调，清江浦传教站包括所有美南长老会派遣的传教使团为了杜绝“大米基督徒”，从不轻易吸收慕道者入教。只有少数能够通过资格认证小组严格的口试和审察的慕道者才获准入教。通常的比例小于百分之十。许多人在被拒多次后才被接纳成为教徒，因为教会想保持其纯洁性，总之听起来有点像当年的入党。此外，钟爱华院长尤其强调华人基督徒自传与自持的能力，因此对于来自美国教会的财物支援，格外谨慎，绝不允许其成为影响华人教会本土化及纯洁性的障碍（这与XX党不介意尽可能多地依靠XX国际与苏俄的物质援助大异其趣，因此谁在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豢养，成为汉奸岂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早期华人教徒良莠不齐，素质与悟性不高者肯定大有人在，但是因此将早期华人基督徒笼而统之地界定为为了三斗米而卖身投靠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各个教派的教义教规，以及传教士本人的素质与操守都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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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文化交流等同于文化侵略也同样没有道理。诚然，传教士是在殖民主义者刺刀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因为没有事先的武力打开大门，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西方贸易，都是被中央帝国拒之门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与殖民者必然的联系（传教士在国内外同时也在向殖民者传教，因为他们要按照耶稣的大使命，将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由此可见，传教士所服务并不惜为之赴汤蹈火，舍身取义的对象不是世俗的利益，而是上帝。除非具备传教士的热忱，亦即随时准备为信仰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如1900年在山西遭遇总督毓賢屠杀的一两百名外国传教士，包括吉米大叔的两位同仁，一对新婚燕尔的情侣，在遇难时携妇孥乳高唱圣歌，面带微笑，从容就义，因为他们将自己的肉身之死视为灵魂进入天堂，与主永在的门栏，仅此而已）并像赛兆祥或钟爱华那样树立以神为本，矢志不移的信念，传教士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都说基督徒不会选择自杀，然而钟爱华所接替的那位美国传教士医生就是因为回国休假的时间已到，然而教会由于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暂时拿不出赞助费用才在绝望中自杀的。当时在华传教士所处的环境和压力，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除非将自己的生死与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在一个敌对环境中传播一种异己的文化或思想，同时又能正常地生活，压力之大，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此外，诸如将“吉米大叔”为了传教的目的，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自己绘制地图，不加分析地视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间谍活动，也只有愚蠢的大清，北伐时的民国，和颟尴的党国中自以为聪明其实除了龌龊什么都没有的蠢材才想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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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 J( A: f2 G5 J因此，传教士的工作与当时的政治几乎无关，而且大多数传教士也不关心政治，甚至与美国政府的在华代表--美国领事馆，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应付土匪的绑票。《洋鬼子》与《拳民》中的确流露出对XX党的恐惧，因为他们对待外国传教士比土匪的勒索手段更加不堪，倒是与义和团如出一辙（柿子专拣软得捏）。吉米大叔和钟爱华的同仁中就有人被形同土匪的红二十七军捋去杀害过。此外，他们对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挑起屠杀外国传教士的“南京事件”（赛珍珠本人就因此差点遇害）也同样不以为然。如果有什么政治可言的话，那就是传教士内部的保守派（原教旨主义）与自由派（现代主义）之争。这已经在上文中赛珍珠与其父亲的同事们的唇枪舌剑中表现过了。因此生吞活剥地将美国赴华传教士与所谓“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相提并论，除了说明党国不学无术的极左之徒思维幼稚和简单化之外，不说明任何问题。

总而言之，以吉米大叔和钟爱华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对中美社会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确不够关注（例如佛吉尼娅，钟爱华之妻，就将寄自美国的诸如《愤怒的葡萄》之类的进步书籍付之一炬，不让其子女阅读），而仅仅醉心于对圣经教义的诠释与传播。他们可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不是社会的改革者，因为他们认为，再怎么改革，都无法消除人性之恶与原罪，何况这个俗世本来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的希望依旧在于神和天堂。然而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例如兴办医院与学校（近代中国的所有学校都是西方传教士办的，并在国民政府将其收归国有时，做出过抵制），他们在客观上又的确在推进社会变革，尤其在如中国那样的穷乡僻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路德使女

We should remember them forever.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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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耶稣, 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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