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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维特的烦恼 小留学生应予关怀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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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杀害多伦多华裔小女孩张东岳的 21 岁留学生陈敏被捕,并对其进行一级谋杀罪的起诉。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在几个月的等待中忽然听到破案消息,似乎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告慰无辜受害小姑娘的在天之灵,同时联系近年来数起与小留学生有牵连的命案,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小留学生是怎么了?这与独生子女教育以及国内片面强调分数、升学、留洋,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张东岳案是谁之罪?谁之过?这深深的伤痛,要引起整个华人社会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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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全盘否定一个群体9 H" L- \" `1 M6 ?, b6 |
t) y) @2 p) A: n. q% t据媒体报导,犯罪嫌疑人陈敏好赌,还欠下赌债,并喜欢出入脱衣舞场。人们不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何如此地轻视生活和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本身,人们谈论这群三不管(中国政府、加拿大政府、社会和学校不管)群体的问题,他们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出国以后所面临的学业、生活、精神、社交、经济的各种压力和挑战,他们的苦恼、空虚幼稚、心理上的扭曲,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关怀。$ U2 I! w/ S5 u2 O/ J
) A8 [8 {, i, M笔者因从小目睹「文革」那肆意迫害人、摧残人的年代,后来又作为「土插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幸在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又赶上八、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潮「洋插队」,一直到现在定居海外。以自己的经历为小留学生说句公道话:绝不能因为出了几件涉及小留学生的命案,就否定这一群体,这是不公正的,他们中不少是努力学习、希望学有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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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9 E# D5 \- p- \$ r其实,每一代青少年都有其特点,都有社会背景下的苦恼和迷惘。回忆我们当年去农村插队当农民的时候,大约就是现在小留学生这么大年龄。那时有那时的社会环境,也出了不少的问题,那一代也有失落的,也有许多自己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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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目前的小留学生,其主要问题是失落、空虚和无助感,由此派生出来许多问题。% m4 d0 [5 f i7 l! G P% V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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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改变导致失落感; q+ j2 i0 P& a; a a! l
4 y# U8 \1 E# j+ a8 \4 `+ a, \先谈谈失落感。失落感在心理学上被定义为 loss of self identity,即自我身份或人格个性的丧失。根据发展心理学大师 ErikErikson 的理论,青春期人格发展的核心部分是要解决好人格个性(identity) 的发展与个人作用的扩展 (role diffusion) 之间的矛盾。说简单一点,小留学生们大多在国内时家境优越,生活舒适,又是独生子女,倍受呵护。他们的人格人性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是骄嫩的,许多是经受不起挫折的。他们需要的是磨难,需要的是在吃苦中成长,需要扩展自己。0 h; ?6 D/ W7 u- {5 K
& u, S" H% c( y( R本来,出国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这种环境,来进一步学会培养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独立拼博的能力。但是,他们中一些人一旦失去了国内那种优裕的环境,那种以我为中心的世界,他们就感到个人作用的失去,感到自我的失去,产生个性转变期的心理危机,这就导致了他们心理上产生的强烈的失落感。1 q# P3 ^4 f7 V* A3 S
' W0 }- V! N. l* Y. _* m B( `+ Y空虚感是心理危机的一种现象5 g7 J. ` D; z, A! R8 e/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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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虚感 (Emptiness) 是指一种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感觉。它可以导致人生活在寻找刺激和缺乏真诚的状态之中,如赌博、酗酒、吸毒、嫖妓,当然空虚感也可能导致抑郁症,同时也是个性心理危机的一种现象。8 P, B5 Q1 Z2 o5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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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指出:如果在高度结构化(即安排好、按部就班)的环境中,比如一切都由家长或生存的环境给安排好了,那么青少年期个性转变心理危机会相对减少,因为本人不用去太努力应付生存或环境的挑战。但过多的父母的包办,只会产生一个依赖性很强、无进取精神、无奋斗精神的弱者,产生一个人格上有缺陷、甚至病态的人。他(她)进入社会以后,自我生存能力差,不会与人正确交往,不懂得怎样适当表达自己的情绪(要么是一人个愤怒的人,要么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也不能理解他人在情感、心理上的需要。这种人往往会把人际关系搞得一( b) @- @- |& }5 I& A, d8 j
团糟,无法理解人际关系之间所包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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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g8 J( w2 e# G, g% l无助是许多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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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无助感 (Sense of Helplessness)。无助感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指在没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个人不能正常的进行日常运作,也即没人帮助就没有行动功能;其二是指缺乏帮助保护,同时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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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会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无助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笔者本人就曾有多年的感受。我们那一代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留学的,无助和焦虑感很强。所谓自费,并不是如今小留学生自费留学的概念,他们是父母出钜资供他们留学,我们是经过千辛万苦考 TOFEL 和 GRE,争取到西方学校的奖学金或助学金,到国外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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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u- C6 l# B6 t1 i" R记得八十年代末,当时中国开放不久,对外汇有严格的管制,凭出国护照可以兑换五、六十美元。那一代留学生,许多人是身揣几十美元,一只箱子创天下,下了飞机就要想办法打工挣钱。虽说有些奖学金,交完学费还要吃饭,还要惦计着家人出来陪读,不打工怎么行。我自己就在多年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中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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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道义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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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助感产生的另一个层面是真正缺少关心帮助启发引致,如今的小留学生们缺的正是这些。试问一下:如今大多伦多地区近 50 万华人和众多华人社团机构,有多少真正关心、关怀过小留学生们?翻开中文报纸,侨界、社团领袖们似乎在忙着握手留影、宴会社交,他们为小留学生、为新移民做了多少实事?5 I, ~* p%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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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通过张东岳-陈敏一案,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时候了。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张东岳这个孩子,不仅仅是陈敏这个年轻人,我们所失去的,是整个华人社会的关爱和良知,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是一种深深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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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K9 r2 P4 @1 A$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在他的名著《战地钟声》(For WhomThe Bell Tolls)中引述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唐恩的诗:「当丧钟敲响的时候,不要去问它是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每一位个体的消失都是人类群体的损失,都是人性的损失,因为人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从而我们也因此对他人具有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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