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纪实文学：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

Go-to-airport · 发表于 2011-3-3 10:29

他曾因为是被打倒的右派而被流放青海整整五年；“文革”之中，他因为担心再次受到批斗，年轻的关愚谦私自偷越国境，被视为可耻的“叛国者”。

此后三十年间，关愚谦异域漂泊，几历生死，从阶下囚徒到大学教授，三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却似真似幻。

鲁豫：您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儿突然想自己以前是不是也觉得，天啊，我怎么经历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

关愚谦：当然，而且是我现在为止，每去吃一次饭走过上海的马路，到了北京来以后，都回忆过去简直是做梦一般，而且这个梦不是一般人的梦。就是离奇古怪，那真是，这个梦简直太离奇了。

关愚谦祖籍广州，在上海，他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关愚谦由北京外语大学俄语专业毕业之后，曾在国家财政部的专家室做过一段俄文翻译。

直到1957年，直到波及整个中国的“反右”风潮骤然兴起之后，关愚谦的人生命运第一次出现了无法预料的急转直下。

当时，年轻的关愚谦因传抄带有“右派”言论的大字报而遭致严厉批判，甚至被下放边远省份青海劳动改造，前后整整五个年头。

五年之间，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举目无亲的关愚谦倍感孤独，直到五年之后的1962年，在多方努力之下，关愚谦才最终得以脱身。在由青海回到北京之后，他被调入一个有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当时，这个委员会被简称为“和大”。

鲁豫：您当时在里面负责什么工作？

关愚谦：我搞对外联络。

鲁豫：具体做什么呢？

关愚谦：比如说，我们负责是管几个常驻外宾，我们陪这些洋人们，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洋人们去旅行，或者是参观，照顾他们的生活呀，我们所谓联络组就是目前所说的公关。非常有意思那时候。

鲁豫：这个工作那时候挺好的吧，特别是那个时候对您来说算是解放了，您从青海都能够回到北京，再到“和大”，算是解放吧？

关愚谦：当然是，我在青海回来以后啊。因为我表现很好，所以他们给我得了一个鉴定，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鉴定，是一个"红鉴定"，什么任劳任怨哪，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呀，就是人家给我一个很好的鉴定，我回来以后呢，整个一家子全是党员，除了我以外，全都是党员，父亲也是老革命，所以对我还是很信任，因而有什么大的活动，接见外宾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接见外宾的话我也去参加，我自己很感动，自己也很激动。有一次呢，1966年8月18号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接见 50万红卫兵，接见这些红卫兵的时候，就需要很多的我们常驻的外宾，可以上TAM城楼，最高层一块儿去参观，谁陪同呢？我陪同。

关愚谦：到TAM城楼啊，那是最高的待遇了，最高的信任了，因为毛主席在旁边，去了以后忽然就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知道我，因为他跟我父亲是一块儿留法的，跟我随便聊聊天什么的，他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现在我在“和大”工作，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他就说我们的主席的一些著作你要好好读啊，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运动，你一定要加入进去，好好地提高自己。

单纯的革命热情让关愚谦再次投身于政治运动的洪流之中。而在1968年，“文革”浪潮中如火如荼，文攻武斗的混乱局面，却让之前经历过屡次“整风运动”的关愚谦也始料不及。

当揭发“摘帽右派”的大字报贴出之后，关愚谦忽然意识到自己那段被放逐青海的悲惨遭遇或许将会因此而故剧重演。恐惧之中，他做出了一个几近疯狂的决定。

鲁豫：那时候您凭什么就觉得我不走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我再送到青海去。

关愚谦：凭直觉。“造反派”的两个头，小头，那个时候才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就跟我说，小关愚谦，今天我们开大会，“背对背”的批评大会，你就留在你的办公室。

我们去开，你不要来参加。什么叫做“背靠背”呢，就是先不要当事人，受批评的人参加，大家先对资料，大家先斗他的情况，然后研究如何去批评他，如何去打倒他，而那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对待“反革命”的话，就是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鲁豫：您心里面一定是恐慌了？

关愚谦：我知道他们以后他们要斗我的材料了，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以后，我就知道只要是大字报一轰到我，像我这样的人将来以后还可以送去劳动改造，再让我会到青海去，我死也不干。

鲁豫：那个时候您的心态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会很危险，所以要一走了之？

关愚谦：我如果说是这样一次的话，我不但是政治上完蛋了，我自己连本人的自尊也彻底完蛋了。我这样子的一个人还能够有什么再生活下去的兴趣，我从来没有在那么一刹那的悲观过，从来没有过。后来我好像就好像听到他们那面在呼喊，打倒关愚谦，继续大联合。打倒关愚谦，继续大联合。就忽然一刹那的工夫我要自杀，后来我记得每次接待外宾的时候我有刮胡子那刀片的，我放在我的抽屉里了，就拉开我的抽屉，去找刀片的时候就忽然发现我的抽屉里面有好几本护照。我是搞联络工作的，联络工作的话就是一些外宾的护照到我手里我给集中起来以后，到公安局去给他们办理入境手续、出境手续，所以我搞联络的话，以至于他们要走的时候飞机票也要又都我负责来订，订飞机票啊，这一套手续全是由我来办，我一拉开抽屉看到一个护照以后，就是我们常驻外宾，一个日本外宾西园寺宫一的儿子叫西园寺一晃，他的一张护照。我就随意一打开一看，这个护照里面，我说这个人长得我们俩长得挺像的嘛。这是第一个想法，再一翻开一看以后，他那里有两个签证，一个是去开罗的签证，一个是去巴黎的签证，我一看这个东西，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鲁豫：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关愚谦：第一个念头也许我拿这个护照我可以出走。

1968年，在这个政治狂潮席卷中国，人人自危的年份中，就是在这幢大楼里，针对关愚谦的“背对背”式的批斗大会正在进行。

几乎与此同时，一本国际友人的护照，却让处于惊恐之中的关愚谦几乎本能地想到了一个出境外逃的求生计划。

关愚谦：马上我自己去做了一个计划，我是做计划的能手，为什么呢？我那时候接待外宾，任何外宾来一定要做一个计划的，第一先干什么，第二再干什么，第三……，我就马上作计划。

鲁豫：第一。

关愚谦：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民航局，民航局有一个专门售票员我跟他很熟的，因为外宾定票总是跟他订，我是小关，我们常驻外宾要出国，他说不行啊，我下午开会，你明天再来谈吧。我说不行，这急啊。他说根本不可能。我说非办不可，他说谁啊，我说西园寺宫一的儿子要走，他一听西园寺宫一，那是我们周恩来的朋友啊。

鲁豫：在那时候非常有名是吧？

关愚谦：有名的不得了，西园寺宫一，他说到哪儿去，我说去开罗，到巴黎，他说到开罗，到巴黎。他出国呀，我说是啊，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走，他说，你发神经病啊，明天就走，我怎么给你弄票啊，我说这是政治任务嘛，非办不可，啪，电话一挂，他电话一挂以后我的心就啪啪啪跳得不得了。这不行，我绝对不能跑，那时候我就后悔了。

鲁豫：这时候停还来得及吧？

关愚谦：停是来不及了，他马上电话联系，电报就出去了嘛，这一步棋走错的话，那简直我就彻底完蛋了。

鲁豫：结果呢？

关愚谦：而且我要考虑的是，不是我完的问题，而且我家里人都会受影响，我就说绝对不行，我说赶快来电话，告诉我不行，告诉我不行，那马上撤掉就算了。等一会儿来电话说，小关，请客呀，给你办成了，这下我就凉了，我说那如果外宾不去了行吗？他说你跟我开玩笑，外宾不去了行吗？他说当然不行了。

当时，在假借了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名义订好了机票之后，关愚谦虽然后悔，甚至想反悔，但已经做出的事情已经非同小可，加之对可能袭来的政治风暴的恐惧，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在拿到机票之后，关愚谦按照在“和大”迎送外宾的惯例，到公安局开具了出境证明。第二天清晨，他瞒过家人，前往机场，准备冒险一路闯关，逃离国境。

鲁豫：头天晚上回家见到家人，您那时候应该跟妈妈住一块儿。

关愚谦：跟妈妈，那时候我的前妻也已经回来了，还有孩子也在那儿。

鲁豫：那当时看到他们，你心里没有斗争？

关愚谦：怎么没斗争啊，我这么想，我上有老母、下有儿子，我将来……，不行，我绝对不能跑，后来顶多十分钟之内，以后我自己又平静下来了。我说你不走也得走，你走也得走，你不走也是死，你走也是死，你不走对你家里也是这样，你不走你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也是永远好不了。

鲁豫：问题是到了机场以后还有那么多关口。

关愚谦：那就有意思了。

鲁豫：最可怕的是我觉得，那儿的人都应该认识你，因为你经常要送外宾。

关愚谦：全都认识我，我一去了以后都叫，小关，你来了。

鲁豫：这多可怕啊？

关愚谦：是啊，我说我来了。怎么样？送外宾呀？我说送外宾，外宾呢，我说外宾还在车里呢，我就赶快跑到楼下地下室，我记得那是地下室很脏的一个厕所，到厕所以后，我就把蓝制服一脱，蓝裤子一脱以后，西装、领带。

鲁豫：里面穿的是西装。

关愚谦：全部西装，西装我全有嘛，全部西装以后，那时候天气又冷，二月份嘛，我又戴一个口罩，这个口罩呢在房间里面就不能戴了。

鲁豫：您太可怕了，我觉得。

关愚谦：我一进去的时候戴口罩，但是我这口罩不能兜，因为在飞机场里面没有那么冷嘛，我就把它挂在下头，是不是啊？我还有一个眼镜，我平常我也不戴眼镜的，我那时候有戴个眼镜，一出来以后俨然一个日本外宾。然后之后呢，就要交护照，那个时候叫民警，或者叫做边境警察，一个小伙子我不认识他，他说护照呢，我给他。他说拿去登记一下，我说你登记一下还给我，他说不不，到回头你走的时候我交给你。我竟然就把护照就给了他了。

实际上，在那本交给警察核验的护照上，照片已经被关愚谦调了包。他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在候机室里等到机场最后检票放行的时间，所有的逃跑计划就算是大功告成。但恰在此时，却偏偏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枝节。

关愚谦：然后到外宾休息室那里去呢，我就等啊等啊，已是度日如年，度一分钟就好像是待几个钟头死的。就在这个时候，大厅相当大，老远门打开了，警察来了，一看老刘，就跟我一直拍肩膀的。我想他跟我那么熟，那我在一块儿，他见了我以后，他马上看出来，我说完蛋了，所以我就知道绝对不可能了，忽然之间他看见我，他没好好看我一眼，当然那时候灯也不是特别亮，这是你的护照吗？我说是，他说祝您好运，旅途愉快，说完以后转身就走了，我当时还愣住，他没认识我，大概他在脑子里永远不可能想到会有人在这儿飞出去。

鲁豫：再疯狂的人也想不到。

关愚谦：也想不到，在中国这么一个土地上，连鸟、苍蝇都飞不出去的这么一个土地上，这么一个大人，怎么可能，所以说，他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到的。

鲁豫：上飞机以后安全了？

关愚谦：安全了。

即使是在多年之后，当初发生在登机之前的惊险一幕仍然让关愚谦唏嘘不已。在飞机上，他遇到了两位捷克商人，并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种种遭遇。出于怜悯，两位捷克人决定帮助这个来自中国的逃亡者。

当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之后，关愚谦搭乘这两位捷克商人的汽车向开罗市中心驶去。

关愚谦：后来他说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你去休息，然后就打算送我，一送就送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白颜色，很高级的房子，我说你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们这是苏联大使馆。我一听什么，把我送到苏联大使馆来了，我说那可不得了啊，那个时候中国是两个大敌人，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苏联，而苏联这个敌人比美国还要厉害，我那时候知道，我说送到这儿以后我就真是成了叛徒了。

鲁豫：这会儿您的政治觉悟出来了？

关愚谦：我说坏了，坏了，这可是掉入陷井了，忽然来了人，一个有胡子的，很和气，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俄罗斯作家，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你，他说你是很累的，要休息休息。

鲁豫：他们已经知道你的情况？

关愚谦：那个捷克人大概告诉他了。

鲁豫：已经说了。

关愚谦：他就把我送到旅馆里跟人说了以后他就走了，那个旅馆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那时候我可以说就是一天两晚都没睡觉嘛，所以我一到床上以后整个就晕过去了，睡的迷迷糊糊，一直睡到晚上，忽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再一醒的时候天亮了。

关愚谦：下面就有人用英文跟我说，他说下面有人找你，

是不是那个作家又来了，那我得去呀，于是我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忽然就看见一个人脸上有大胡子，一看就是埃及人，不是俄罗斯人，马上拿出（证件），他说我是埃及警方。现在你处于危险之中，你得赶快跟我走，我说我处于什么危险之中啊？他说红卫兵现在到处找你，我说什么？我说在开罗有红卫兵？

1968年，文革狂热的鼎沸声中，关愚谦的出逃很快惊动了中苏两国的外交官员，中国驻开罗大使馆的一班红卫兵正在到处搜寻关愚谦的藏身之处，准备将他押解回国。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前苏联大使馆早已把关愚谦的行踪报告了埃及警方，等待埃及政府就此做出反应。

而开罗警察局则将关愚谦作为非法入境者暂且收容在一所名叫“肯那特”的监狱里。那时，关愚谦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这里度过一年多的时间。

关愚谦：隔了三四天，忽然之间警官看见了我，给我一张报纸，就是我的一张照片。后来我说坏了，我现在变成国际问题。什么偷偷地拿了日本人的护照，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子逃亡到什么地方，写了这么一大篇东西，后来以后我就知道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到后来以后，我在监狱里一直关了一年多啊。

鲁豫：你当时在监狱里面害怕自己被引渡回来吗？

关愚谦：后来我就听说总理说句话，人已经走了就让他走吧。所以后来中国就没再要求我，把我引渡回来。

在埃及的监狱里，关愚谦度日如年。他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为他安排的赴美移民计划，但是前往其它中立国家的申请也石沉大海。

鲁豫：您心里的底线是不能把（您）看成是中国的敌人？

关愚谦：我绝对不能够被他们利用，来反对中国的这么一个工具，这点我是非常清楚地，而且我自己确实感觉，我这个底线对我太重要了，到了大使馆（人家）谁也不要我。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有建立外交关愚谦系，所以他们都不太敢接待我，我觉得很奇怪，忽然之间之后他们就把我遗忘在这个监狱里面了。

到后来以后我就坚决要求回国，我就说我死也死在中国，你想在阿拉伯这个国家，他们的风土人情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国家里头住在他们的十八层地狱里面，你想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后来我就宣布绝食，我说如果你不送我回中国去，我就要绝食。结果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就给了那个警官，让警官转到他们这个埃及当局和转告红十字会，我说我现在再也受不了了，我要诀时，用英文写的，可是那时候他们正好叫做斋节呀，阿拉伯国家有个斋节，我就说斋节开斋那一天我就绝食，就大家说到你绝食没用的，谁也不会理你的，他说我们这里有些人绝食的话，就死在这里也没有用，他说谁会来理你啊，早把你给忘掉了，那时候很多人就告诉我这么说，当天我宣布绝食的时候，忽然之间来了一个非常高级，大概是中校一个警察，他说关愚谦先生请你出来，我们带你到城里去，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想见你，而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人我已经见过一次了，这个人对我非常好，他说关愚谦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现在联邦德国同意你到他那里去。

鲁豫：就是西德？

关愚谦：我说西德，我不去，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我说盖世太保，希特勒、法西斯，希特勒是国际军事主义，那个地方太可怕了，我说我不去。

鲁豫：您的要求太多了。

关愚谦：他就哈哈大笑，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倔，西德现在情况完全变了，西德现在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怎么怎么。

1969年，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关愚谦愚谦得以挣脱牢狱，前往当时的联邦德国开始了又一段全新的生活。外国人接待所的韦伯先生对关愚谦愚谦非常热情，关愚谦照有加，并帮助他找到了来到德国之后的第一份、同时也是待遇优厚的一份工作。

鲁豫：第一份工作在德国是什么？

关愚谦：亚洲研究所写书，到了以后让我去找那个韦伯先生，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介绍一下，三天以后他来电话说，汉堡的亚洲研究所希望你去，我一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又给了我一个路费，我就到了汉堡，到汉堡以后呢，到了亚洲研究所，那个格罗斯曼博士，到现在我还有联系呢，他说关愚谦先生你是唯一的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他说你又了解中国，他说我现在要求你，给你六个月的时间，你写一个为什么会发生中国“文化大革命”。

我一听，我马上就有工作了，每一个月给你一千二百马克，我几乎晕倒了。

鲁豫：很高是吧？

关愚谦：那是，那时候一千二百马克，那是60年代，69年那是当时已经很高了，现在一般来说平均工资不过是大概一千欧元到两千马克。我我去我说说好，就答应下来了，他要是是用英文写，我说没问题，可是到汉堡以后我自己租了一个小房子，我就开始写。忽然我就发现我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呀，我就知道了出现了什么事情，什么蒯大富啊、什么韩学勤啊。

鲁豫：因为刚一开始你就走了。

关愚谦：刚开始就走了嘛，“文化大革命”我说大体上能分析出这么多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东西，但是合同已经签了，我写的时候是《十八年的变迁》。从小时候开始怎么演变，我就把那时候对英美的看法，对日本的看法，所有东西，而且还是比较“左”的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厚厚的一本，写了大概二百六十多页，给他看了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说关愚谦先生，可是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这所里面还有两个中国人，我希望让他们看一看，看你写得如何。结果给他朋友看了以后，这两个中国人就说，这个关愚谦先生，这个中文水平太差了，错字连篇。他还把我这错字全都画了圈，错字连篇。他说他自己认为他念过大学，看样子不太可靠。后来格罗斯曼博士就把我找去了，他说人家告诉我了，你这个水平太差，但是又不太相信你的水平那么差，他说这样子吧，汉堡大学有一个教授，他是中国人，他是很老的一个教授，你把你写的文稿给那个教授看一看，我想听听教授意见。

关愚谦：然后他就把中文（稿）还给我了以后，我一看以后这个圈圈点点是吧，我写的全是简笔字，他们这些人早就到欧洲去了，他们不认识简笔字，所以把我的简笔字啊，比如说宁，安宁的宁，这么一勾，他就认为全是错字，说我错字连篇，我一看就微笑，然后我就带给刘教授，刘教授是搞语言的，简体字跟繁体字他都知道。他一看以后他说这些全是简体字他圈什么东西呀，他看了以后七天七夜看完以后，说关愚谦先生你赶快来，他说你这个写得太好了，他说你写完以后我就知道现在中国人怎么想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很有价值。你有什么困难我能帮你吗？后来我说，刘教授啊，我说我还想念大学，可是他们这儿不让我留下来，他说，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后来我说我到留学生办公室去了，那个办公室主任也很喜欢我，但是需要两个教授证明我有念大学的同等学历，教授说没问题。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教授给你出证明，于是他当天见到我以后，第二天就给我出了证明，第三天汉堡大学就接受我作为汉堡大学的正式学生。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背景之下，关愚谦凭借着自己特殊的大陆身份以及汉堡大学教授刘茂才先生的大力举荐，1970年时，也就是在关愚谦从中国出逃两年之后，他得以成为一名在校读书的大学生。

关愚谦
　　在上海老锦江和关愚谦先生"面对面"之前，我把他新推出的一部令著名作家王蒙"读一次流一次泪，难以自己"并为之作序的书《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认真地读了一遍--那是怎样的传奇经历啊：惊心动魄的出逃、九死一生的磨难、悲欢离合的婚恋……人生大起大落的情节如此巧合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且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家谱记载，他是清代名将关天培之后，父亲和周恩来是同学，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他自己曾陪同外国朋友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曾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做过翻译；也曾在一夜之间差点成了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再度遭殃，被迫离开祖国，成为被通缉的"叛国者"……

“我这一生可以死去了七、八次，自杀了七、八次”

　　接过关愚谦递上的名片，上面印着：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中国浙江大学教授、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其实除这些身份外，他还是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专栏作家，出过十几部著作。他一一部写自身经历的书《浪》几个月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第一版15000册已全部售完；德文版的《浪》在德国推出只两个月，已有5个电台、5个演讲等着他；更有俄、法、美、英、中国香港等文化界人士对此书感兴趣，意欲把它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

　　正逢上海举办"德国汉堡文化周"，关愚谦应邀踏上自己的土地，赴同济大学演讲。游子回家--在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又一次以真挚的深情拥抱祖国，激动鲜明地写在他脸上。

　　"在同济大学演讲时，我情不自禁唱了好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歌：当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读书时唱过的俄文歌、英文歌，发配青海时向当地人学的'青海花儿'，在埃及监狱时唱过的'我的家乡'……

　　"我这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乐观、坦荡，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人的事。三十七岁那年遭遇'文革'，我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离开了祖国、母亲和妻儿。几经艰难险阻，最后落脚德国。可以说，我的一生是在死亡的追逐下过来的。小的时候，日本人的子弹从我的头皮上擦过，我没有死；流放青海时，在丛林里被狼群围困，我没有死；'文革'挨整走投无路时，我没有死；被迫逃离中国壁垒森严的关卡时，我没有死；在埃及监狱非人的折磨下，我没有死；在德国的码头，扛钢筋差点累吐了血，我没有死……说到死，我这一生可以死去了七、八次，自杀了七、八次，但我是个生命力极强的人，我不轻易向命运低头。"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当说到自己不得不远离祖国、远离母亲的刹那，关愚谦眼圈红了，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身为记者的我竟不忍相看……

五次写《上海啊，上海》，透视上海变化

　　为转移话题，记者问关愚谦对上海的感受--在《浪》中，他写到少年时代上海的生活，有一次，他和同学路过家附近的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那里矗立着当时全上海最高级的旅店：老锦江。大概走得有点太靠近大门，一个"印度阿三"挥起短棍朝他们打来。他凭着以前练就的"躲闪法"功夫，没被打着，而一旁的同学却被打得整个背部红肿起来。关愚谦气急了，年少的他当时就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住进锦江饭店，为和他一样的中国孩子争口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愚谦记不清有多少次住进锦江饭店了。每次来上海，他都会小住几天。现在儿子开公司，还特意租了一套老锦江的房间。想想，不仅当年的气给争回来了，而且每每看到上海的变化，不由得豪情万丈！

　　关愚谦写过五篇总题叫《上海啊，上海》的文章。第一篇写于1981年，那时他由德国第一次回上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借了辆自行车从淮海坊出发，一直骑到静安寺，再往西，来到当年的母校市西中学。一路上街道、建筑几乎没什么变化，这令他很伤感。第二次写上海是在1984年，他欣喜地发现上海有变化了，但是商店的营业员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对顾客态度冷淡。几年后第三次写上海，他感到百货商店的营业员态度不一样了，由冷面孔变成了热面孔，这座城市，一切都在百废俱兴。再隔一年来上海，忽然发现陕西路排起了长队，人们都在争相购买股票……最近的一次写上海就在几个月前，新世纪的上海变得连他这个"老上海"都不认得了，拔地而起的幢幢标志性建筑物，把上海衬得更高、更靓了！

　　五次写上海，五次不同的感受。每一次，都怀着一份期待；每一次，都寄寓了一份深情。关愚谦的写上海，又何尝不是在写中国！年届古稀，对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愈来愈深切，她常常和母亲的形象连在一起，饱受苦难而善良宽容。现在，苦难已过去，祖国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关愚谦深深为祖国自豪。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本德国护照改变不了我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

“对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

　　在汉堡，关愚谦教书之余还为多家报刊写专栏，是东南亚地区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给记者看《信报》上"关愚谦德意志"的国际评论专栏，不是想像中的那种短文章，而是要几乎占到报纸版面的一半。他同时还主编着两本杂志《德中论坛》和《欧华学报》。当然他最看重的是几部写中国文化、中国风俗的书：如《中国文化指南》《中国的传统》《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尤其是德文版的6卷本《鲁迅选集》，是他花了15年时间，发动 20多个学生一起翻译的。这次德国文化代表团来上海，还特意带了一套送给上海图书馆。

　　关愚谦的书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很有读者。人们知道到书店买书要买"关的书"，"关的书"成了那些书店里的一个通行概念。这很让关愚谦欣慰，自从到德国去以后，他一直在想：西方人三、四百年来用传教士加大炮把西方的文化带到了东方，而西方人对东方的文化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他决定以写作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化带入西方，为此，他还于1981年组织了"欧洲华人学会"，以凝聚更多的华人为此而努力。

　　"对很多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我建筑这座'桥'是绝对有主观意识的--那就是把东方文化带入西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东方，了解中国。我打算写第二部讲述自身经历的书，因为《浪》中没能写到1981年以后德国的生活，题目就叫《桥》。这么多年来，一直有种力量在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就是祖国。"

　　"我感觉我这一生没有虚度，我的苦难成了我的财富。如果还能年轻一次，我愿意再去一次青海……"关愚谦的眼睛变得清亮起来，穿过岁月之河，他似乎看到了鲜花、阳光、友谊和爱情。不是吗，抛开那些痛苦和灰暗，今日的青海早已不是昔日的青海了，今日的祖国也同样不再是昔日的祖国了。

　　采访结束，握别的一刻，关愚谦情不自禁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老了，我还年轻。

关愚谦－－扼住命运喉咙的强者，有多少人能做出如此的决断。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不要害怕，不要懦弱，只要勇敢就会有出路的。

Go-to-airport · 发表于 2011-3-3 10:29

本帖最后由 Go-to-airport 于 2011-3-3 10:48 编辑

下面是小说的链接

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
作者：关愚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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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视频链接：
http://v.ifeng.com/his/200909/59 ... -db61613e5d9e.shtml

Go-to-airport · 发表于 2011-3-3 10:33

后记：

欧洲,德国汉堡,阿尔特斯湖畔,一位年过七旬的中国老人在这里已经徘徊了逾三十年,他称这湖为“我忠贞的恋人”。

　　关愚谦,德国汉堡大学教授,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专栏作家,曾应邀3次面见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家谱记载,关愚谦是清代名将关天培之后,父亲和周恩来是同学,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他自己曾陪同外国朋友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曾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做过翻译;也曾在一夜之间差点成了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再度遭殃,被迫离开祖国,出走埃及,从埃及到德国,在德国一住就是37年。

　　回忆往事,关愚谦在自传中写道,“年近古稀,我无法追悔以往所做的一切。但是,有一点我感受最深切:受过亡国之苦的我们这一代人,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比现在年轻人强烈得多。她常常和母亲的形象连在一起,饱受了苦难而善良宽容。祖国就是我的母亲。祖国再受尽磨难,祖国再贫穷,祖国再使我受了委屈,我对祖国仍然充满了真挚深情的爱……现在将会成为过去,但祖国的大好河山会长留人间,祖国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与老总理施密特的书房对话

　　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卸任后,一直是《时代周报》的出版人,该报的特点是只刊登大篇幅评论文章,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享誉国际。2005年3月的一天,关愚谦曾应邀去面见施密特,畅谈中国问题。

　　“施密特的办公室朴素得令我惊讶,只有30平方米,除了一个办公桌和椅子之外,就剩下一张用来接待客人的四方桌,以及四把普通的椅子和一个旧沙发。对于这种布置,施密特一点也不在意。他感到骄傲的是办公室四壁的大量藏书,而自己的著作和世界各国介绍他的书籍,则堆放在秘书的房间里。”

　　施密特1953年进入联邦议会,曾在联邦政府当过多年部长,1974年至1982年担任联邦政府总理,前后任期长达8年。在担任总理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加强和法国的友好关系,成为欧洲经济联合进程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公认的思想家。

　　见到关愚谦,施密特的第一句话是,“关先生,最近读到您写的《在两个天空下》(中文版名称为《浪》)一书,我夫人和我都很喜欢,知道您刚从中国访问归来,想听听您的见闻。”施密特认为,和了解其他国家相比,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差的。1961年,也就是他担任国防部长10年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全球军事战略》。那时候中国才有6亿人口,军事能力也不强,可是他发现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只是当时还在沉睡中。就他所知,早在清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在思考社会改革,直到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兴旺起来。”

　　2006年9月7日,关愚谦和施密特会面,施密特很谨慎地表示了几点看法:中国目前的神速发展,必然会使一些西方国家敏感,这是很自然的。不要过多考虑西方国家一些人的看法,更多的还是应该注意本国的民众,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德国在1970和1980年代,经济也非常旺盛,但从来没有高额外汇储备。至于如何使外汇储备不再升高,施密特表示:必须逐渐提高人民币汇率。德国马克在1980年代一再升值,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出口贸易,何况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很少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中国也可以借鉴一下当时联邦德国经济过热的处理办法。

　　阿尔特斯湖畔的“林妹妹”

　　关愚谦在上海的家位于新华路一个幽静的弄堂里,走进他的家仿佛走进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庭院,古色古香的家具以及出自刘海粟、黄永玉手笔的字画昭示着主人的审美趣味和交友之广。珮春,这位与关愚谦风雨同舟30年的德国美丽女子也已华发渐生,却依然安静而优雅。

　　谈起妻子,浓浓的爱意洋溢在关愚谦脸上。他们相识在德国同学的生日聚会上,当时的珮春还叫佩特拉,“看上去十八九岁,宛若天上掉下林妹妹,还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说话轻声细气,笑起来脸颊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佩特拉很纯洁,纯洁得像一块透明的宝石。”

　　“珮春”是结婚前一年关愚谦给德国未婚妻取的中国名字,这时候关愚谦已经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珮春也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弃医从文”,进入大学师从关愚谦学习汉学。不久他们在香港注册结婚。

　　时至今日,每当朋友问起关愚谦怎么把漂亮的珮春追到手,关愚谦总是甩甩手指笑着说:“你应该问春,她是怎么把我弄到手的,那时我的女学生一大堆,追我这来自中国的老师的为数不少,最后给她追到了。不信你问问她!”春也总是幽默地回答,“我真倒霉,当初看走了眼,嫁给了她,不得不天天给他准备早餐。”

　　对汉堡大学,关愚谦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这里他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教书、写作,30年如一日。退休后,学校仍保留他给学生开课的权利,相当于中国大学的“返聘”教授。阿尔特斯湖畔的家虽小,却广纳四方宾朋。30年来,这里成为德国和中国学生聚会的场所,有的则在他们家相识后喜结良缘。画家黄永玉来到关愚谦德国的家,看到随处可见的中国“痕迹”,感慨道：“天涯何处无芳草!”自那以后,关愚谦夫妇就开始称这个家为“芳草庐”。

　　在“芳草庐”关愚谦写了16本中、德文著作,其中与妻子合写的有6本。教书之余,他还为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几家报刊撰稿,发表了数百万字文章,是东南亚地区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此外,关愚谦还主办过两种杂志《德中论坛》和《欧华学报》。“对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我建筑这座‘桥’是绝对有主观意识的——那就是把东方文化带入西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东方,了解中国。关愚谦的书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有很多读者。人们知道到书店买书要买“关的书”,“关的书”成了那些书店里的一个通行概念,这让关愚谦很欣慰。

　　中国崛起的十二法宝和五大问题

　　虽然身在德国汉堡大学,娶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妻子,关愚谦依旧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中国崛起是关愚谦从年轻时候就梦寐以求的,今天目睹祖国的逐渐强盛和日益走向国际,他仍然没有放弃严肃的思考和审慎的判断。

　　目前国际上讨论中国不外乎几个方面:为什么中国会起飞得如此之快?中国强大起来会否造福世界?关愚谦认为中国崛起存在十二个法宝和五大问题。

　　“法宝”包括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文革”过后的反冲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海外华人力量、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中国的象形文字、海外华人学子的海归热、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忌讳、妇女解放和中国人富起来不受社会等级的约束、中国人好客以及劳动力价格便宜。国内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以法制约束贪污、更多地关心百姓良苦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等。

　　21世纪属于谁的?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欧洲的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关愚谦先生向记者这样表示:在德国汉堡有位研究社会科学的穆勒(M, Mueller)教授认为,19世纪是欧洲的,他们基本上殖民了全世界;20世纪是美国的,虽然世界战争不断,但美国一枝独秀,经济、金融、政治,军事一切皆由美国控制;21世纪,今后这一百年,凭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速度,亚洲和中国会令人刮目相看,至于说这一世纪是不是属于中国的，那么就要看中国自己的表现了。

　　美国鹰派早已经制定好了21世纪的政策和战略,并已付诸行动。但是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不断发出另外一种声音:纵观世界的霸王帝国史,霸业的兴替,皆因霸国军事扩张,军费消耗过大,经济支出过重而导致衰退。不但做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看到这一点,不少亚洲和欧洲老的政治家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都熟悉本国的兴衰史。因而俄罗斯、法国、德国不参加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国文化推进社会进程

　　关愚谦先生认为,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化,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有近三千年历史,中国有人口13亿,超过欧美俄日的总和。目前,中国的不少哲学理论正在许多欧亚美国家的知识界进行研究和讨论。

　　在南印度的PONDICHERRY有个远东研究所,那里集中了不少世界各地来的学梵文和研究佛学的专家,有的写出了非常先进的哲学论文,认为东方的文化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当前的资本主义提出根本上的质疑。关先生并不否定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但不应该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知走过多少弯路,以现在眼光来看,有的模式已经落伍,有的进入死胡同。我们应该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

　　在美国社会上所谓的大自由,助长社会出现暴力、酗酒、乱伦、绝对的自私,用金钱来诱惑正常人进行行为的放纵,性格的扭曲。中国人要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观念,辨析中国现代性历史境况与西方现代性历史境况的区别,避免把自己的国家的现代性变成西方现代性的翻版,避免用西方现有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上,社会繁荣,国家强盛,人民的生活不断提高,即便这样,仍是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他认为,中国理论界对于以下几个大问题应进行思考:

　　一, 我们对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哲学、美学、宗教等,应进行很好的整理,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二,1949年建国以后的当代史,必须进行很好的客观的整理,古人云:温故而知新;

　　三,对西方的文化(包括对西方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应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实用主义、拿来主义、崇洋媚外很有市场,囫囵吞枣接受更害死人。

　　在发展中反思

　　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要进行历史空间与时间上的上溯。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必然形成对社会的看法与自身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方面的顺位或错位的对比。在这一价值体系的引导与影响下,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思考态度,并将之施加于物我之上,就是所谓的行为准则。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年的发展中吸收了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合理性为己所用,并与中国的土生宗教——道教所体现的道家文化一起,形成了影响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和行为准则的根本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影响下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经过一代代的传承至今影响着中国人为人处世。

　　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早就有之,它的出现及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农耕结有不解之缘所决定的。纵观中国的历史,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制约着政治,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古代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影响和延续中国数千年之久的主流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合理性价值。它着眼于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依据自然的变化推及人世,强调人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把人生处世的理想目标确定为天人和谐。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思想体系掺杂着消极的内容,但是在历史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至今仍有着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并不因时代变迁而失却其生命力,我们应当借鉴这些思想,给予新的阐释和发展,在现实中加以利用。

sweetlele · 发表于 2011-3-3 10:35

原来是大头采访的

Go-to-airport · 发表于 2011-3-3 10:42

下面是鲁豫采访关愚谦的视频

http://v.ifeng.com/his/200909/f9 ... -308649b24fca.shtml

Go-to-airport · 发表于 2011-3-3 11:05

Go-to-airport · 发表于 2011-3-3 11:08

Go-to-airport · 发表于 2011-3-3 11:18

关愚谦夫人的自传：

二十岁那年，我在苏格兰参加一个英语速成班时认识了一个汉堡大学学生，名叫马丁，是个非常活跃的小伙子。回到汉堡后，一天马丁给我来电话，约我去参加他的25岁生日晚会。

一到他家，只听几个高音喇叭开得震天响，到处是闪闪发光的彩色灯泡，一百多人挤在这幢房子里——马丁大概把他所有认识的人都请来了。过了两个小时，我的脑子被震得晕乎乎的，只能老实地坐在那里看别人蹦来蹦去。

当我的眼睛像摄像机似的横扫过去时，忽然隐约看见一个亚洲人交叉着双腿坐在地下，好像在那里打坐。我定睛一看，他不是打坐，而是静静地坐在地毯上，低着头，一束黑发垂在前额，慢慢地在吃盘子里的东西。这是一幅多么有意思的景象啊！嘈杂之中的绝对安静，鲜明的对照。

“你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不知什么时候马丁来到我面前，“那是愚谦，我们住在同一宿舍。他从中国来。一个好人。要不要和他认识一下？”没等我回答，马丁就跑了。

不一会儿，愚谦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在那之前，我还没有见过很多亚洲人，常听人说，中国人是圆脸、扁鼻子和吊眼睛。可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中国人，则是大眼睛，浓眉毛，窄脸颊和挺鼻子。看上去挺舒服的。

马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用英文说：“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这是愚谦。”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说：“问问他，他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的？现在在大学读什么系？”愚谦听懂了，他回答得很爽快，他是从中国的北京来的，他想学历史。愚谦说着很流利的英语。他是在哪儿学的呢？“在中国，当然了。”愚谦很自然地回答。我听了觉得不可理解并有些尴尬，我们这些人都去过英国，但英语还是结结巴巴的。

愚谦不会跳迪斯科，于是我们离开地下室来到客厅里，找到一个墙角坐下。这时，愚谦忽然变成一个开朗健谈、幽默诙谐的人，他毫无顾忌地回答我的问题。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热爱欧洲文学，读过原版的英文小说。他不但会英文，还做过俄文翻译。他对欧洲的古典音乐也很喜欢。

“你也喜欢古典音乐吗？你最喜欢谁的作品？”他问我。“贝多芬的。”我说。“譬如说呢？”怎么着！他想考我。“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我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

“第五交响乐？”他哼了几个主调，不是我所想的，我弄错了。“你是不是指第五钢琴协奏曲？”他又哼了几个调子，并举起手做弹钢琴的姿势。一点也不错，就是它。

“你是音乐家吗？”我问。他摆了摆手说：“音乐是我的嗜好。我略略学过一点钢琴，也会拉一点小提琴和手风琴。我过去歌唱得不错，还参加过教堂里的圣乐团。”

一个中国人，参加过圣乐团，还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和手风琴？我不禁怀疑起来：“在中国，人们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吗？”“当然不全是这样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他们缺少这样的条件，但是在大城市，这就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我总感到，在西方有不少人对中国不够了解，你是怎么看中国人的？”

“怎么说呢？”我真不知怎么回答他。听人说的印象是：中国人难以接近，神秘。在电视里我曾看到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镜头，人们都穿一式的军装，红小书到处挥舞，人们高喊着政治口号，给我的印象并不怎么善良。而现在，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友善的中国人，长得英俊，穿着得体，还唱过圣诗。这怎么和我过去的印象差得如此远呢？听我这么说，愚谦摆摆手说：“那不代表中国的全部。”

从愚谦的讲述中，我知道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家则来自北京通县，中国人把它称作祖籍。愚谦的父亲在美国留过学，归国后做过大学英语教授，母亲则是中学英语教师。1949年愚谦来到北京学习俄文，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财政部给苏联专家当翻译。1957年愚谦被下放到青海去劳动改造，种过地，放过羊，捕过鱼。1962年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负责接待外宾，他很喜欢这个工作，领导也很重用他。可是到了1966年，愚谦又遭殃了。

当回忆起艰苦、悲哀的故事时，愚谦还面带笑容，一点也不觉得委屈，这种乐观的性格特别影响我。最令我信服的是，他对新鲜事物有一种探索的精神，对困难毫不妥协，对什么事情都很乐观。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很难有什么能转移他的视线。我越来越喜欢他，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十几岁之多，但我觉得他是我理想的伴侣，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通过父母的“考察”

我的父母听说我爱上了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从遥远的中国来的人，他们快昏过去了。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到德国来？他的家庭是干什么的？一系列的问题向我袭来，我只好用沉默来回答他们。

圣诞节快到了，姐姐建议我把愚谦请到家来过圣诞，趁机和父母见上一面。愚谦接受了邀请。他给我母亲送了一束鲜花，送给我一张唱片：《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

“您是从‘赤色中国’来的？”我父亲问。“不！”愚谦加重语气说：“是从中国来的。”父亲不理解地问：“难道这两个不一样？”“‘赤色中国’这个词是美国强加给我们的一个有政治色彩的图章。”愚谦解释说。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当天晚上，父亲把他的好唱片都拿了出来。也许是我说过愚谦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现在他想考考愚谦。他放了一张唱片到唱机里，眼睛则看着愚谦。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愚谦说，“你们知道这是芭蕾舞的哪一场吗？”他开始反问起我们来了。愚谦开始顺着音乐讲解：这是白天鹅出场，这是四小天鹅舞，这是吉普赛群舞，这是黑天鹅出场……这可使我父母愣住了。“您在哪儿看的《天鹅湖》？”父亲问。“当然在中国，北京。我看过多次。以乌兰诺娃为首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到北京演出时，我也看过。”我的父母服了。

当愚谦深夜告辞后，我发现他赢得了全家人的好感，我的外婆在他临走时还拥抱了他。没等他走远，外婆就高兴地大声宣布：“如果Petra想嫁他，我不反对！”

在香港闪电结婚

1977年，愚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口试也通过了，我们想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这次旅行的终点站是香港，然后我到台湾去进修，愚谦回汉堡。

有一天，我们来到香港天星码头岸边散步，看见一座小白楼，走近一看，发现楼前挂着一个牌子：结婚登记处。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这简直是太妙了，我和愚谦从认识到在一起已经有七八年了，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原因是必要的证明文件愚谦都没有——他是在“文革”中“出走”的。

“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我说。“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又不会在这里结婚。”愚谦虽然信心不大，但还是被我拉进了小白楼里。

一个长得非常和善的女职员看到我们进来，热情地请我们坐下，并用英文问道：“我能帮您做什么？”我问：“不是香港居民，可以在这里登记结婚吗？”我拿出了我们两个人的护照。对方仔细地看了看说：“证件没问题，我们这里是按照英国的法律办理结婚登记的。但是这里申请结婚的人太多，至少要等三个星期。”我先是高兴地抬起了头，听到最后一句话，又把头低了下来。“那就算了吧。”愚谦站起来要走。

“为什么算了呢？”这个女职员见我很是失望的样子，似乎动了侧隐之心。“因为我们两星期后就要离开这里到新加坡去，机票已经订死了，而且我们香港的签证也要过期了。”愚谦说。“真的吗？”女职员忽然站起来说：“你们等一会。”说完，她拿起护照走了。

几分钟以后，这个女职员面带笑容地回来了，“我们对你们特别照顾，你们可以在十天之内结婚。但需要有两位证婚人。”她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张表格请我们填好。这么快并且手续这么简单，简直不可思议。我真是心花怒放。

当我们走出小白楼时，我发现香港的天空格外美丽，愚谦高兴地把我搂了起来。多年以来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我要向公公下跪“磕头”？

“亲爱的旅客们，我们很快就要抵达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广播喇叭中向大家介绍北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它的名胜古迹。虽然离终点站还有20分钟，但是大家已经都没有耐性再坐在车厢里了。

愚谦说：“现在我的心情有些紧张，谁会到车站来接我们呢？”“你的父亲会来吗？”“当然不会。爸爸接儿子，哪里有这样的事？当然是得我们去看他啦！”听他这么说，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在香港时，当愚谦的朋友老余知道我要第一次和愚谦的爸爸见面时，就对我说：“你知道你在公公面前要磕头吗？”此后，“磕头”这两个字就一直在我脑子里旋转着，我真不知道这“磕头”到底应该怎么做？我对愚谦说：“你知道吗？我真有点后悔和你一起回来探亲。”“胡说！”愚谦说，“你马上会看到，你将成为我们家的中心人物，大家一定都会喜欢你的。”

火车缓缓驶进了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人，每个来接亲友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有些人已经开始大叫大笑起来。我发现我的两膝在颤抖，心已经快从嘴里跳出来了。

我看见一个年轻人跟着火车跑动着，拼命地挥舞着帽子喊着：“小舅！小舅！”他是在向我们呼喊呢！这时，愚谦也发现了他，他把上半身都伸出窗外，举起双手使劲地摇着，就在这时，穿着蓝的、灰的、黑的衣服的一群人，同时把手举了起来一起大喊着：“愚谦！愚谦！”二三十个人都开始跟着火车跑了起来，有几个人还拽着愚谦的手死死不放。“愚谦弟弟！”“愚谦哥哥！”“小舅！”“伯伯！”……呼喊声此起彼伏，我在德国时，虽然听愚谦讲过他的大家庭，但是我没有料到会是如此的热烈和激动。

当我们一跳下火车，愚谦就被大家包围了，有人激动地流泪，有人高兴地大笑，整个场面使我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用两只手把我的右手紧紧握住，“我是小锋。”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满是青春痘的脸布满着汗水和泪水。啊！小锋！他是愚谦的外甥，他高兴得忘了放开我的手，还不停地甩着说：“你们终于来了！我真兴奋！”

这时，更多的人向我围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他们都是堂兄弟、堂姐妹的孩子，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时愚谦挤进来，他右手挎着一个消瘦的妇女，“Petra，这是敏谦，我的姐姐。”“Petra,welcome to our family！”姐姐紧紧地拥抱着我。

当晚，我们去看望愚谦的爸爸。汽车停在了家门口，从房间过道的尽头走出一位老人，他挺胸昂首，红光满面，身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银灰色的头发闪着光泽，脸上看不出一点皱纹。这就是那个八十五岁、一生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愚谦的爸爸、我的公公吗？

一看到愚谦，老人伸出双臂和他拥抱起来，然后用两手推开他的双肩，高兴地审视着他的脸庞：“终于回来了！太好了！来，进来！”他牵着愚谦的左臂把他拉到客厅里。忽然，他转过身，睁大眼睛盯着我看，我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磕头”两个字，在这么多人面前我真的要跪下来磕头吗？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公公忽然走上前来，张开两手把我抱住，在我左右两颊各亲了一下，然后说：“Petra，you are welcome to our family！”

我忽然语塞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挎着我的右臂，让我坐在沙发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女士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她长得很瘦小，往后梳拢的发结已经出现了白发。愚谦伸出手来用上海话向她问好，她笑着点点头，泪水从眼睛里滑落下来。她高兴地走过来和我拉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坐下来啊，大家都坐。”公公说。我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公公顺着我的眼神，指着墙壁用英文向我讲着1976年发生地震的事情。“唐山地震前一年，我也来过中国。”我用中文对公公说。公公很满意地看着我：“你学过中文？那我们就可以用中文谈话啦？简直不可思议。你真是我的好媳妇。”

中医、气功令我如痴如醉

又是两年过去了。中国在悄悄地变，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感觉得到。我发现自己逐渐爱上了这个对西方人来说像谜一样的神秘国家。中国的文化是那么悠久，她的文字是那么奇特，她的哲学又是那么深奥，而中医里的号脉是我最感到神奇的。

说来人们都难以相信，我竟用针灸治愈过皮肤敏感症、耳鸣症、花粉热和其他症状，在我们周围的小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了。可是，我的中国亲戚听说我在德国学中医，还开始治病，他们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了。这不是开玩笑吧！要学中医就要到中国来学。

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到中国攻读中医。从北京到南京，到杭州，到上海，参加了各地办的学习班，从中药到针灸到食补，一直到气功，我都如饥似渴地学。在上海，我结识了一位非常有名的老中医，姓裘。他已经八十六岁了，但从他的外形和动作来看，好像才六十岁。他抽烟抽了六十年，还是一根接一根，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当他知道我在学中医，就捧出他写的书送给我，厚厚几本，让我好好读。

我还邂逅了一个学藏医的女医生王晨霞，中国有名的指纹专家，她也给我讲解喇嘛教教义和藏医的医理，我们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上海，我用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和一些患癌症的病人一起练习郭林抗癌健身法，这是一个吐纳和运动的特殊疗法，竟然获得了惊人的效果。在上海一个癌症康复俱乐部里，那里的主任给我讲解，如何通过快乐的方式使癌症病人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我还和上海著名的女导演史蜀君一起拍了一组癌症康复俱乐部的纪录片，非常生动精彩。

我在德国小范围内给那些患癌症的病人，或是有兴趣的朋友们放映这部纪录片，每一次都带来很大的反响，有些人参加了我办的气功班，一学就是几个月，并且取得了很大的疗效。有些德国人由于坚持练习郭林健身法，还真把癌症治愈了。

我还学会了打太极拳，我住在北京敏谦姐姐家时，她把我带到她的晨练团队里，那里绝大部分都是年过半百的人。当他们看到我打太极时，沉肩坠肘，含胸拔背，运气调息，上下相随，出手的姿势和做出的动作像模像样，老人们大开眼界，纷纷围到我面前观看。当他们听到我的中文也说得中规中矩时，更加大跌眼镜。我心里也沾沾自喜。第二天，我就被他们自然地接受为成员，第三天，有个别人开始向我请教了。

我成了真正的上海人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和愚谦经常回中国，上海和汉堡是姐妹城市，我们在上海结交了不少文化界的新朋友，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几年前，我们在离淮海西路不远的新华路上买了一套房子，成了一个新上海人。现在，周围不少小商店、菜摊、超市，甚至卖早点大饼、油条、包子的小店主都认识我这个大鼻子了，见了面经常和我聊东扯西。中国有句成语叫如鱼得水，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家里的大小家具都是我慢慢地从旧货市场和旧家具店里淘到的，我在这里买两把旧竹凳，那里买个旧水桶，洗净后，上面点缀着中国仿古瓷瓶，放在西式沙发两侧，或在里面插上许多两尺高的鲜花绿草，一个客厅立即生动起来。凡是到我们家来做客的朋友都对我们家中西合璧的风格赞不绝口。

我还学会了几手中国菜，学会了沏茶之道和品茶艺术，我还学会了以高举茶壶倒水的技巧来冲香片……一个洋媳妇把一些中国朋友都镇住了，心里特别得意。像我这样的人，爱中国的文化，衣食住行都和中国文化分不开，怎么会不爱中国，怎么会不爱上海？

《德国媳妇中国家》

【德】海珮春著

三联书店

聚焦走廊丈夫眼中的德国妻子

在我们关家，人人都喜爱珮春，包括我的儿子和孙子。珮春也很喜欢他们。她的感情非常细腻真诚，对人和蔼可亲，但从来不追求回报。

我们汉堡的家，三十多年来常住的客人没有断过，大多数是从中国来的。为这些亲戚朋友，我们花出去多少钱，珮春从来不计较，无怨言。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红过一次脸。她非常爱护家庭，希望家庭和睦、愉快、幸福。

无论从家庭的内部装饰到洗衣做饭，她永远任劳任怨，尽善尽美。她很注意小事，就是为我们两人准备早饭，她也一定学母亲的习惯，铺上餐布，摆上餐巾，哪怕是喝稀饭，她也把小菜如榨菜、酱豆腐、花生米，分开盛在小碟里端出来。我们的早饭，一般以西餐为主，面包、黄油、火腿、果酱；晚饭永远是吃中餐。她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就学会了中国的烹调技术。她能做出一大桌子菜来。红烧蹄膀、香酥鸭、清蒸鳜鱼、水晶虾仁、素炒年糕、包饺子，都是她的拿手好戏，炒蔬菜就更不用说了。她曾向一个我们曾援助过的中餐大师傅学艺，她现在可以同时擀四到五个饺子皮，把中国留学生都看呆了。

我是一个有时为了写作忘了吃喝的人。但常常发现，书桌上忽然出现一盘切好的水果、一杯热茶、一碟蛋糕，那都是珮春静悄悄送来的。因而，不管是中国朋友或西方朋友，都向着她，我问过一个德国同事：“你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和珮春吵架，你帮助谁？”他回答说：“我先把你打一顿，然后再问谁对谁错。”我也曾把这问题同样地提给一个中国朋友，他不加考虑地回答说：“那还用问，肯定是你的错。”由此，我在珮春面前更老实了。

这是真的，凡是到我们家里来的客人，无论对我们汉堡的家或者上海的家，都感到很亲切、温馨，异口同声地赞扬。其实，家具都是很便宜地买来的，但是每件东西都是经过思考、精心安排的。珮春特别喜欢花，爱花如命。现在我们汉堡家阳台上的花，已经成为左邻右舍的谈资了。

我们家有一只小狗，叫密密，已经16岁，老了。按人的年龄乘以7计算，已经112岁，走不动了。珮春对它的爱护和照顾无微不至，令我都感动不已。深夜，只要密密睡得不稳，她一定起来看视，上下楼对密密有困难，她就把它抱起来。有时连我都妒忌了。她则说，等你到了这么大年纪，我也抱你。

这就是珮春。

我的哥哥关迪谦最近在电话里对我说：“愚谦，你真幸运，有这么一个好老婆。”

阿弥陀佛！

关于作者夫妇

海珮春（Petra Haering-Kuan）生于德国汉堡近郊。1975年进入汉堡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在成为中国媳妇之前，她就开始了中国之旅。她花多年时间钻研中国医学、针灸、推拿，到中国各地中医学院实习。她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和中国百姓聊家常、谈医药。目前她在德国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她撰写了大量著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为中德文化的交流搭桥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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