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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性与常识判断转基因的争论
/ e' P A+ O% c( X0 n4 a贾鹤鹏 2013-01-14 10:21
$ W1 d$ d0 d/ J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人们，对法国卡昂大学（University of Caen）的教授塞拉利尼（下文简称塞教授）不会陌生，因为他过去就有多项针对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每次都会成为热点——既是一些环保组织怀疑转基因的证据，也是大多数科学家质疑的焦点。3 Q o5 ~$ i1 u$ d& c) T4 }
: x' R% G6 n* M3 r' i" P- \7 R' U对塞拉利尼的关注
4 H! v8 B* ?4 T6 Z" o用科学检索工具Web of Science查阅塞拉利尼的文章，会发现其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引用率远高于其此前的肿瘤研究。但如果打开这些引用塞教授研究的文章，我们又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质疑其研究成果的。但另一方面，塞教授有关转基因毒性的综述或评论文章则引用者甚微。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界总体上并不认可其研究。) ~2 W$ s4 W& K/ a2 g; l I3 G
3 j/ O) T. |- Y# J- q% ?6 y塞教授这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辩论的研究——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也是引用率的“明星”。论文在2012年9月19日发表，至12月25日，谷歌学术显示的引用率已经高达19次，而Web of Science显示为3次，这一差别主要是因为Web of Science是基于大名鼎鼎的SCI系统，其收录的都是质量相对较好的期刊。& f0 q) K/ p) Y" b r; G
" ` G T! m; n. C, }3 JWeb of Science的3次引用，并没有包括发表塞教授研究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刊登的读者来信。9 Q" x9 F, F0 M8 S% N' a3 E8 q) S8 R
$ y- L- c4 Y' S检索该杂志，其11月刊上就发表了不下20篇针对该文的读者来信 [1] ，全部为质疑其研究内容的。而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三篇引用塞教授的文章，分别发表于Nature [2] 、环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3] 和冰岛医学期刊 Laeknabladid [4] ，这三篇文章也皆为对该文的质疑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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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塞教授研究样本量不充分、喂养数据缺乏、统计不尽合理等理由，负责为欧盟决策者提供食品安全决策科学依据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分别于10月4日和11月28日发表了初步和终审意见，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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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结论也并非毫无争议。一封由主要来自欧洲的多位知名学者（包括多名人文学者、部分生物学家，但没有毒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签名的公开信指出，包括美国的 FDA（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和 EPA（国家环境保护局）以及欧盟的 EFSA（欧洲食品安全局）在内的食品安全和环境监管机构，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监管上负有罪责（culpability） [5] 。 另一方面，欧洲的不少政治家也认为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结论草率，一些欧洲议会议员声称要召集双方当事人对质。欧洲食品安全局则否定了政治家们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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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8 @; b3 V解读塞教授的研究# R+ d8 u& v5 D9 X# e2 b5 H
上面对塞教授引起轩然大波的论文发表后事态做了简要勾勒。无可否认，不论其研究如何受到主流科学界的质疑，也不论这一研究最终是否会被《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撤稿 [6]，或者其结论是否真的具有颠覆性质，其在转基因食品的毒理学研究史上都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7 L, a. S, H( P& Q
1 y+ T {% }. ^( X5 {4 V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有必要来具体看一看文章的主要结论及其面临的主要质疑与争议。同时，虽然已经有不少媒体和专栏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在发表过塞教授原始论文后，《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在11月份又发表了他对主要争议的回应。在国内，不论是质疑这一研究者，还是欢呼此研究为转基因“毒食”盖棺定论的反转人士，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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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塞教授课题组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的论文的说法，这是针对转基因食物长期毒性的第一次时间长达2年的研究，而此前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这类实验只需要90天。在这一研究中，课题组共喂养了200只医学实验常用的斯-窦氏大白鼠，雌雄各占一半。这200只大鼠被分成了20个组，每组10只。每个性别中包括1个对照组和9个不同的实验组，实验组中的白鼠被喂食3种饲料，分别是抗农达农药（即草甘磷）的转基因玉米、农达农药或者二者的混合。2 N6 c o9 y6 I/ h-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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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中使用的抗草甘膦除草剂的 NK603 转基因玉米由孟山都公司开发，是欧盟批准种植的为数不多的几种转基因作物之一。有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品种，农民就可以大量使用除草剂，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减少了除草的人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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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 } K, ^, |/ ]9 E经过两年的喂养后，课题组得出结论说，食用转基因饲料和食用含有草甘膦农药饲料，导致大鼠出现了显著的 健康问题，包括生长出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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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教授研究发表后，最初的质疑来自其选择的鼠种以及样本量太少——斯-窦氏大白鼠容易患上癌症，而且老鼠喂养了两年，鼠龄本来就到了该得癌症的时候。对于这个说法，中国的“挺塞派” 表示不屑。按照他们的说法，在有对照组的情况下，如果能证明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组比不食用转基因的对照组更容易得癌症，这不是更能说明“转基因致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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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与塞教授于11月12日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上发表的对批评意见的答复一致。后者说：“该鼠种随着年龄增长自发患上肿瘤的事实并不会让本实验设计无效，因为我们看的是在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患肿瘤的时段、年龄、数量和严重程度之间的差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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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_9 {0 V9 T2 |/ E+ X+ A对于样本量太小、不足以推算出其结论的批评，塞教授的回答是标准的90天转基因毒理实验用的就是每组10只，而且这一用量也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毒理学实验规范。此外，在这篇书面回答中，塞教授的课题组也答复了就其研究资质、统计方法、发布数据等方面的质疑。在应对包括中国《南方周末》在内的媒体问题时，塞教授还否认了自己的研究资助完全来自反对转基因阵营。: @( |9 X8 H0 I7 z" C; ~
5 R* O1 N# k+ {# h: A/ k& |' o4 e盖棺定论5 p: q0 _- w6 h, n5 l, ]
尽管塞教授课题组的书面回答显得比较严谨，但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仍然在11月28日发表了最终评估结论 [8]，即其结论不能被其数据支持。1 Q" b- V0 l4 v& d$ x
h. {4 T8 w* a( o5 Z$ A实际上，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6个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都得出了这一结论。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最终结论是在总结其6个成员国结论的基础上，考虑了11月12日塞教授的书面答复后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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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结论包括，对于这一实验而言：①鼠种存在问题；②样本量太少，每种性别只设置9个实验组和1个对照组这种做法缺乏可信性；③塞教授公布的资料有限，特别是有关实验鼠的喂养细节不得而知（言下之意就是喂养方式不同也可能导致结果不同）且塞教授在论文发表后没有应要求提供这些数据；④塞教授的统计方法有问题；⑤统计过程中一些数据欠缺。- q0 r- c/ B" V3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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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塞教授的统计方法，也是《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的书面质疑中遭到批评和驳斥最多的。一个来自法国的评论指出该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9] 。 另一个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的批评则认为，该研究不能呈现出转基因食用量与肿瘤发生之间的关系；而且该研究报告说课题组分析了30种器官，但只报告了几种器官的数据，其他器官差异则不得而知 [10] 。来自意大利米兰大学的一个评论还指出，塞教授的研究没有考虑玉米仁可能遭受真菌感染的情况，而真菌感染足以让受试动物发展出各种疾病。虽然在这一研究中对照组大鼠和实验组大鼠食用的玉米来自同一块地，只相距200米，但这200米的距离足以造成玉米仁被真菌感染与否的差别 [11] 。 r( A1 u5 `+ y8 u8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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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洲生物技术联盟的调查则表明，多名记者事先得到了塞教授的论文和新闻稿，其前提是承诺不能将该研究内容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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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给新闻界，但新闻界不能提前报道称之为限时禁发（embargo）制度，这本来是科学新闻的惯例。但问题在于塞教授要求的不能透漏给第三方这一并非科学新闻惯例的做法，就使得记者完全无法提前获得对此研究的批评意见。而蹊跷的是，就在该论文发表的同时，塞教授也开通了一个发布该研究信息的网站，并发布了一部主要基于该研究结论的专著。显然，不论研究本身如何，这些做法都表明，塞教授是卯足了劲准备狠狠地炒作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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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塞教授毕竟还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在面对为数众多的质疑时，他在应答质疑的同时，也免不了说出些实在话。在书面应答文章中，塞教授等人并没有回应其统计方法不足的问题，而且承认其论文所用的统计方法对肿瘤发生的分析不足以得出食用转基因的大鼠会致死的结论。这显然与其最初发表时一口咬定转基因饲料是实验组大鼠致死原因的说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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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态度与研究价值
% S% T, @+ t6 @- s4 A5 f: g实际上，只要秉承了足够的理性态度，即便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读者仍然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推断。例如，塞教授声称，在有对照组的情况下，选用易患癌的斯-窦氏大鼠种类其实更能说明食用了转基因的实验组大鼠是否更容易患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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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 _8 Y9 v* W5 R实验鼠种的选择4 G. X& o+ ]* V( O' z `
这一说法在未知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应该说相当有理。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实验组肯定更容易患癌，那选用易患癌的鼠种就更有优势，因为总有各种办法来采取特殊手段或选择特定数据或采用专门的统计方式去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患癌情况上的不同。& G; ?( S# l$ D* p6 B
0 O _6 u- c4 X2 A说得再通俗一点，如果选用不容易患癌的鼠种，不论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我们都不能保证其一定得上癌症；但如果选用容易患癌的鼠种，那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都患上癌症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如何在数据上做选择来解释哪个患癌率更高的问题了。这正如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科学博主所写，“很显然，（塞拉利尼等人）这篇论文有一个预设的议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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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会问，标准的毒理学实验不是也经常选用易患癌的斯-窦氏大鼠么？我们在此处可以试着先抛弃特定的专业知识，用自己的理性与逻辑来理解这一问题。为什么要找一个容易患癌的实验鼠呢？因为很多致癌毒理学实验要验证的具有潜在致癌作用的物质有效含量极低，不容易患癌的鼠种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人们要验证目标物是否有致癌作用的目的。为此，我们就需要敏感一点的容易患癌的动物，从而通过控制动物暴露或接触条件来验证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b7 l8 u1 U9 u.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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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已经有大量毒理学实验表明其没有致癌作用的某种物质，如果要验证其在新的条件下（如食用两年转基因饲料）是否致癌，就应该反过来，找不容易患癌的实验动物品种。只有这样，实验组动物通过接触目标物质患上癌症才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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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不足
9 a* F# k2 i7 i5 A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于说明样本量，充分运用我们的理性思维，不需要讨论复杂的统计学差异，就可以理解此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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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前面已经讲过，面对指责，塞教授表示，每组 10 只的样本量符合了OECD的规范，也与以往的转基因毒理学研究一致。实际上，以往每组实验动物较少，是因为学界普遍认为转基因没有毒性，相对少量的样本就够用了——在普遍相信没有毒性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毒性，样本量不用多就很能说明问题。 ^; l0 C d. j, [4 D9 |5 O
" k5 p4 \+ D9 I/ \. Y# D而在验证斯-窦氏大鼠食用转基因致癌与否的研究中，既然知道斯-窦氏大鼠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会患上癌症的几率极大，那就需要尽可能多的样本量（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评估中，一些专家认为实验动物应该达到每组 50 只才能有效地显示出统计差异），才能鉴别出各种不同的致癌原因，并在实验的目标物质（转基因饲料）与结果之间找出一一对应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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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才以样本量不足作为否定塞教授研究结论的原因之一。' u1 \# I! N$ E4 o+ C
. c- z4 _6 r7 `, J塞教授研究的价值: [& V) X. _$ i0 O
拥戴塞教授的反转人士可能会愤怒地指出，质疑该研究的科学家都是被转基因产业收买了。但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IOCU）一向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己任，IOCU的转基因专家迈克尔•汉森（Michael Hansen）也表示，每组10只的样本量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14] 。7 Y- T/ X! u: o& v/ s( [
+ a: x8 v6 {, i4 K: `然而，汉森也肯定了塞教授这项研究的积极之处，那就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时间长达2年的转基因毒理学实验。我们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实验来验证转基因是否具有长期毒性。; O/ K& n- w4 n1 }( r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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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主流科学界普遍认为，大鼠的90天毒理学实验对于了解转基因是否有亚慢性毒性已经足够，这是从实验鼠的生理结构与人体进行类比这一毒理学的基本原则得出的结论。3 D( S: |: \1 n. y0 B
% D2 o) ]# h" Y1 I尽管如此，既然塞教授课题组进行的两年大鼠喂养实验为转基因毒理学提出了新的问号，那就有必要加强这一类更长期的研究，即便单从打消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忧虑这一目的出发，进行更长期的毒理学检测与观察也是值得的——对于转基因毒理学研究而言，安抚公众的重要性，其实一直都不弱于科学发展本身的需求。4 |1 F% N [; V# T6 ~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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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g# x9 J: K8 J) S# S; c) d; h% X内容注释:
& @0 K% C! Q/ t( O$ L* t[1] 参见《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网站的 相关目录
8 r8 T4 i7 f0 X[2] Houllier, Francois. Bring more rigour to GM research. Nature, Nov 15 2012.8 J. W* m: F% O1 i+ n, b. a
[3] Nicole, Wendee. A Closer Look at GE Corn Finding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Nov 2012.
8 a6 ]( f/ k7 s. T1 {1 G" O[4] Magnusson, Magnus Karl.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 threat to health?. Laeknabladid, Nov 2012." x/ k" }! Q6 g. v! ?; n3 e
[5] “塞拉利尼与科学：一封公开信”; X3 X" o0 [% b: k" O' k+ Q
[6] 该杂志在其首页上发表了期刊声明，表示认识到针对塞教授文章的各种质疑并将认真考虑这些批评，也会复核该文的同行评议过程，但并没有提及打算撤稿。 参见这里
! s: i% @: q+ B- G[7] Séralini, G.-E., et al. (2012b) Answers to critics: Why there is a long term toxicity due to NK603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and to a Roundup herbicide. Food Chem. Toxicol. 12 November 2012.
! D8 T7 m: i, |% }5 N[8] 欧洲食品安全局（2012）有关塞拉利尼等研究的最终评价. EFSA Journal 2012;10(11):2986.: a/ ~& F8 {; ?9 ?$ G& O2 P
[9] Ollivier， L. （2012）Letter to the editor-- A Comment on“Séralini, G.-E., et al., Long term toxicity of a Roundup herbicide and a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November 7, 20125 R3 p; E4 U% y6 d/ x8 M4 i
[10] Panchin, A. (2012) Toxicity of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is not supported by statistical tests.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Available online 7 November 20124 o# A3 r, z3 i. A5 K! K! B& Y
[11] Pilu, R. (2012) Letter to the editor. Food Chem. Toxicol. (2012),'' November 7, 2012.
6 S% d, i+ c8 }8 A8 F$ m6 @2 m& b/ c! S[12] David Tribe (2012) Letter to the editor.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Available online 6 November 2012.; x" j d& J+ {1 f! k$ M% _3 ~
[13] Moth (2012) Is Increased Rigor Really Go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sinformation. New Antropocene Blog.
. I2 O3 l( n9 G* Z2 q" ?/ ~[14] Tom Philpott (2012) Does GMO Corn Really Cause Tumors in Rats? Mother Jones. 21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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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t* a3 m, C! F4 u5 u! Z! k贾鹤鹏，著名科学评论者，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前任总编辑，现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技政策专业在读博士。 |
鲜花鸡蛋冥顽脑袋 在2014-4-17 07:16 送朵鲜花 并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送朵鲜花鼓励一下 冥顽脑袋 在2014-4-17 07:16 送朵鲜花 并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送朵鲜花鼓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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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4-10 12:05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14-4-10 12:16
